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来自《中国图书商报》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

加入五常之中是在汉代，由于当时五行说盛行，为了配合五行说将“信”列入孟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四德而发展成五常。可见，从孟子到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一定的传承脉络。儒家可以被称为孟子的儒家，而儒家将孔子尊为他们的先师则仅仅是形式上的，儒家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与孔子所指出的方向却是南辕北辙的。

《孟子》中关于孝的阐述不算多，五万字中“孝”总共出现了２８次。但是这之中，“不孝”的组合出现了１１次，“大孝”的组合出现了２次，“孝子”的组合出现了４次。而这些组合都是《论语》中所没有出现过的。虽然孟子思想中的概念与孔子思想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子。下面是《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有三种表现，没有后代是最重大的。舜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是因为还没有后代。君子认为这就算是告知父母了。”

孟子在阐述孝的时候还是考虑了传递，但是他所传递的不

是道，而是人本身。孟子将没有后代作为不孝之首，也就是说孝一定要先有儿子。这完全歪曲了孔子思想中孝的本意，孔子思想中尽管将孝定义为“三年无改父之道”，但在《论语》中，也将师生关系列入孝的X畴。可见孔子思想中孝所表达的传递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传递、思想的传递，今天我们学习古人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就是孝。但是孟子首先将孝狭义为人的繁衍，在这样的改变之后，孝逐渐演变成今天《新华词典》中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改变，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导致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下的妇女在出嫁之后就要为生儿子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能不能生儿子这本来属于微观世界的命题，属于由不确定性原理界定的部分，也就是说属于命运的一部分，由妇女承担这种来自命运的压力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不义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给一些好色之徒提供了玩弄女性的理论依据，由于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生育都是男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的世界早就终结了），于是，这些打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旗号的好色之徒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纳妾了。但更为严重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彻底改变了孝作为道的载体这个重要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伟大人性就被泯灭了，它突出了人肉体的、基因的、形式上的传递，这无疑是将人的动物属性放大了。

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失去了核心地位

作为人的绝对价值和绝对标准的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少。篇幅大大超过《论语》的《孟子》，其中“忠”、“信”出现的次数只有《论语》的一半。而且，“忠”、“信”所出现的部分都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不仅如此《孟子·离娄下》中还有这样一段：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孟子认为，对于大人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只看是不是正确的。孟子所说的大人，有可能是士大夫，有可能是所谓道德高尚的人，但不管什么样的人，反正是特殊的人。问题是，信本身就是正确的，因为诺言是可以被验证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如何将一个本身就正确的东西在去判断它正确与否，然后在决定是否遵守它呢？将“信”同“义”来比对就如同拿着正确的东西到处去验证其正确与否，而如果得出否定的结果，那才是真正荒谬的。将“义”作为“信”的标准，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性本善与四德——仁义礼智

在孟子忽略了忠信之后，他选择了“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思想的主线。翻开《孟子》，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仁义礼智”的排比句，其中《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最有特点。首先是公都子问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公都子听人说人性原本无善无恶，只是人要它善便善、要它恶便恶。由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公都子才提出问题。孟子于是作了如下的回答：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说：“如果从人的性情来看，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人性本善了。而那些不为善的人，并不是由于他本身的问题。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不是由外界渗透给我的，是我所固有的，只是我可能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