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体系中关于因果关系的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由德国学者于1873年在其著作《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5]，他说：“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种现象的成立过程，如果要把握某种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就必须依次确认对该现象的成立显示出了某种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这些力量的全部总和，就是该现象的原因。但是，与上述完全一样，这些力量的各个部分，仍然能单独作为该现象的原因来考虑。因为该现象的存在对各个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从因果关系中除去哪怕是一个个别力量，该现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这段话，简短来说，就是一切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如果其中一项缺少，就不会发生结果。

条件说的立场本来是来源于19世纪刑法学中因果论的思考。这种观点从自然的物理观念上理解因果关系，将一切对结果产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结果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点，有利于人们具体寻找确定因果链条，能迅速地将未对结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从原因体系中排除出去。同时，适用“条件说”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漏掉本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释共同犯罪行为中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问题。但是，由于该学说在过于宽泛的范围内推求因果关系，无限制地扩大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如根据该说，典型的例子就是杀人犯的母亲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为假如这位母亲不生育该杀人犯，也就不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7]。这样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我国学者认为，由于条件说不区分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不区分原因对于结果的作用的大小，这就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了。

（二）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纠正条件说将原因的范围扩得太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首创者是德国刑事古典学派的宾丁、库雷尔等人，时间亦是在19世纪70年代[8]。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条件说为基础，主张从引起某个犯罪性结果的众多条件中，选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条件作为原因，只承认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由于把条件和原因加以区别，故又被称为“条件、原因区别说”。关于区别条件与原因的标准，持此学说又有不同见解，可分为：必要原因说，直接原因说，优势原因说，最终原因说，有力原因说，异常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而出现的，但是原因说为了限制条件说的不足而将诸多条件中的一个作为原因，其他仅作为单纯条件，这样的后果确实能缩小刑事责任的适用

范围，但是原因说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说未能阐明为什么仅将其中一个条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说仅将一个条件认定为原因，而为什么不能是两个或更多；第三，原因说提出的认定标准也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因此，原因说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然而原因说是认识到了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的，并试图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未能解决条件说的不足，但是并不因为原因说理论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条件说不足的存在。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当今德、日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经常采用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上的经验，存在着基于这个行为一般就会发生该结果的这种相当的关系时，就认为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重点在于相当性的判断，于此又分为三说，包括主观因果关系说，客观因果关系说与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避免了条件说过于宽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说失之于抽象的弊端，故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理论界的通说。但是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折中说，其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结果都违反了刑法因果关系客观存在的特性。因为，持本说者总体上均将客观的因果关系视为依“经验法则”而判断的对象，而依所谓“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某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又有赖于行为人或普通人的主观认识状况，这实际上将因果关系问题与主观罪过、刑事责任问题混为一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