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媒体道义担当之迫切性

论当今媒体道义担当之迫切性

2012年底发生的甘露露事件，让整个媒体界为之震惊，国家广电总局为此撤销了江苏教育台。无疑，广电总局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即严禁娱乐化和低俗话。这迫使学界和业界人士反思当今媒体该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实现公益性和市场性的平衡，尤其是对公益性的追求。

标签：干露露；娱乐化；眼球效益；媒体道义

一、“眼球效益”决定下的干露露和相关媒体行为

2012年11月24日，干露露母女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综艺节目《棒棒棒》中大爆粗口，让观众惊异于其言辞粗鄙、素养低下之外，也不禁对最近几年媒体发展取向和类似的甘露露现象陷入深思。

干露露是因2011年情人节那天流传在网上一段名为《母亲冲进澡堂为女儿拍视频征婚》的视频而火爆，据说点击率在很短时间内就破万。在当今美女如云的时代，靠漂亮来搏出位是很难的，而要想一夜成名，有一条捷径，即靠情色的绯闻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公众都有好奇心，有些人更有窺淫癖之好，媒体深谙其道。干露露的做法迎合了网络和公众的胃口，其“成名”也是预料之中。

干露露成名后，自然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各种媒体为了赚取眼球效益，自然会邀请干露露做节目，江苏教育电视台就是众多媒体中的一家。江苏教育电视台宗旨是“立足教育，突出青少年，服务全社会”，作为一个主打教育的公益性媒体，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开发现有资源和扩大影响力，江苏教育电视台和其他电视台一样，纷纷推出综艺类节目。《棒棒棒》就是一档引进国外先进模式、具有独特创意和娱乐性的真人秀节目。

近年来，真人秀节目一直非常火爆，各种“秀”层出不穷，一直受到观众的追捧。有以娱乐为主的真人秀节目，如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和中央三套的《星光大道》，影响都很大，它们为平民实现梦想搭建了舞台。有以婚姻或求职为主的真人秀，前者以《非诚勿扰》、后者以《职来职往》为代表。究竟是何原因致使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答案不言而喻，这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媒体面临效益问题，迫切需要提高收视率来赚取效益。而观众对过去那种“大写”的节目已厌倦，电视台必须重新策划新的节目类型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于是，个人化的小叙事应运而生。小叙事关注个体、关注普通人的传奇故事，更贴近生活。于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和提高节目的收视率，许多媒体制造笑点与看点，不断趋向娱乐化，行走在“三俗”的边缘。江苏电视台的《非诚勿扰》不断爆出“假嘉宾、假牵手”的新闻，就是为了制造噱头吸引眼光。同样，此次江苏教育电视台邀请甘露露母女做节目，就是想借甘露露的“臭名”吸引公众眼球。

不唯如此，如今回顾整个事件，更像是江苏教育电视台为博取眼球效益而进

行的一个精心策划。因为事件发生后，干母在记者采访时透露，她们是配合节目才飙脏话的。若此话为假，节目组人员在面对此突发事件，应对干氏母女及时加以阻止；设若此话为真，我们将多么痛心地看到媒体相关工作人员的用心是何等“险恶”，为了吸引我们的眼球，不顾任何道德廉耻，将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抛诸脑后。幸好，国家广电总局及时发现，对该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要求江苏教育电视台停播，江苏教育电视台的遭遇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广电总局的行为告诉国内各家媒体，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媒体应在承担一定社会职责的前提下考虑到经济利益，而非利字当头。若一些媒体罔顾媒体责任，突破底线，将会受到当局的严惩和观众的唾弃。

20世纪，尼尔·波兹曼在面对电视取代报纸成为大众传媒的霸主时，曾感叹道：“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1]那时的波兹曼只是担心电视以画面的形式来呈现事物与报纸书籍以文字的形式来呈现事物相较而言，前者不利于人类更深入的思考事物，只会使人流于表面且止于表面。他肯定没有想到，电视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电视这种媒介不利于人类进行深入思考，更重要的是，电视会让人更多地陷入娱乐，从而愈发地远离了现实，淡漠了现实。苏珊·桑塔格对后者有着深刻的感受，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说：“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2]受众每天都接触大量的影像，对所有影像都习以为常，即使是以前看起来令人感到恐怖或令人气愤的事情，现在也只是略扫一眼，不再关心。比如，电视上大量的地震报道，让许多观众已习惯了灾难，神经接近麻木，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仅仅是看“地震新闻”而已。

综上所述，无论是电视这一媒介的传播性质，还是当今国内电视节目的发展走向，都具有强烈的娱乐倾向。目前，国内各大电台的发展趋势在不断的增强娱乐化，而对真正的民生问题很少问津。而无论哪一个国家，其媒体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责，国内的媒体也不外如此。如何避免过分娱乐化以更好的姿态承担社会道义是现今媒体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当今媒体社会担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上述干露露事件反映了国内媒体在走向娱乐化的路途中渐渐丢失了承担社会道义的职责，而这是一个媒体所不应该的。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G.格伯纳就提出了“培养分析”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电视媒体中充斥的大量暴力内容不仅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而且容易诱发青少年犯罪。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获取信息更多的是来自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塑造了人们脑海中的世界，决定着每个人对社会的“共识”认知。大众传媒通过对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或问题，若不经大众传媒的报道，很难被认为作为“社会现实”所认知；反之，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经过电视媒介的大肆渲染，也会成为万众瞩目的重大事件。在我国，对公众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和互联网。大量的社会调查表明，

无论男女，无论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别有多大，都对性爱、悬疑、暴力、娱乐的节目感兴趣，这已成为每个媒体人的共同认知。为了做出能吸引更多受众的节目，各大电视台都围绕此四项选择话题，近年来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正是比较好的例证。但就电视而言，因为国家广电总局有许多法规在制约着它们，避免了它们为提高收视率掉入过分低俗的泥淖。

相对电视来说，互联网是一个更加开阔的舆论平台。现今的互联网，其娱乐功能更是远远超越了电视。打开任意一个大型网站的主页，搜狐、新浪、pptv 等，映入眼帘的多是半裸的男人和女人，大量的情色文字描述占據页面的半壁江山。面对此情此景，不禁要问难道现实生活中没有其他重要话题了吗？媒体的社会职责跑哪里去了呢？

在互联网里，媒体人和普通百姓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客观中肯，或剑走偏锋。为了吸引受众的眼光，许多人都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更容易达到片面的深刻。但笔者以为，同是新闻爆料，媒体人和普通百姓应该有不同的特色，因为媒体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就2012年十月份发生的小悦悦事件而言，网络大吵特吵，许多网友都指责那18名路人太冷漠，没有同情心。普通百姓仅止于这个层面而言，无可厚非；但媒体不能，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据事后调查，在这18名路人中，由于光线黑暗，有的人根本就没有看到受伤的孩子；还有的人拨打了110报案，并非漠不关心。面对这些事实，电视台和一些大型网站却不予报道，只是一味地将舆论矛头指向人心的冷漠。这种非客观、罔顾事实的报道所造成的舆论效果是非常恶劣的，它让人想起了南京“彭宇”案不良后果的后续社会效应。它不但不能增强社会公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意识，反而让更多的人因心理恐惧、害怕惹事而效仿那些所谓的“冷漠市民”。据此，笔者以为，我们的大众媒体应该就此类事件多一些客观的报道，追踪事情的始末，而不是抓住一个污点将其扩大渲染以激起公愤。只有客观公正、有始有终地去分析一个事件，媒体才能更好地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世界，让公众对社会有个较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

今年的“六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六一”，是让众多家长气愤、恐慌的六一，因为不断有新闻爆出某某校长、某某老师、某某官员诱奸少女，给孩子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许多的伤害。这样的事件以前好像未有发生，或即使发生也从未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报道，而今年的报道幅度与强度给我们普通受众形成的感觉是“老师都是禽兽，不值得信任，把孩子交给他们很危险”。毫无疑问，这样的传媒效果是非常不好的，使老师和家长之间本来互相信任和依赖的美好关系变成了猜疑和敌对关系，给本就恶劣的教育环境雪上加霜。笔者以为，媒体不仅要将此类事情爆料出来，更重要的是，要不畏权贵，集结一些法律界人士就此事讨论，联系国内外相关案例进行剖析，引导舆论的走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媒体要进一步跟进报道该事件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和引导功能，让公众更多的了解此事，让家长安心；同时，也给那些欲行不轨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

传播国家的声音，阐释政府的政策，教育广大受众，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是我国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责。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共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每个公众都客观地了解社会，更好地反作用于社会，最终让媒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