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三公案@双百方针

浅议文坛三公案与双百方针

曹蓉

建国初期，从1951年至1955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对《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伯平《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教育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认为武训不是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而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值得歌颂和学习。其次，鼓吹“武训道路”就是贬低农民革命的作用，宣扬改良主义道路，而这样的思想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讨论、批判中，还扩展到对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批判以及一批民主进步人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讨论在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方面，的确也产生过有意义的影响，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深感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迫切性。

1953年以后，随着工农经济建设和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共产党也力求以马列主义理论迅速改造和清除旧中国文化，学术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批判是由文化学术界开展对《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开始的。

李希凡、蓝翎对俞伯平《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本属于文学艺术范围的事情。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则把事情扩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从批判俞伯平到批判胡适，从批判某个人的《红楼梦》研究观点到批判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是这次批判运动的真正目的和实质所在。

除此外，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为严重的文艺批判运动，它从文艺界开始，很快上升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从批判俞伯平在《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中共中央旨在思想战线宣传唯物主义，肃清唯心主义。但由于对不同学术思想采取了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方式，许多批判文章和方法简单粗暴，以势压人，从而伤害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党和政府同知识分子比较紧张的关系，对全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知识分子及其学术思想，学术批评往往被搞成了政治围攻和批判运动，用声势压人来代替说理论争，给知识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的出现，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重要。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和政府开始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55年底，中共中央由周恩来领导，成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根据会议精神，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会议之后，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为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面貌，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作为科学和文化的重要方针。陈定一指出，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艺术性质问题上完全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进行辩论，批评和反批评。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

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文艺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在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基层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认识上还有许多疑虑和保留，并对于贯彻双百方针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在认识上、思想感情上或是行为方式上，一下子还很难接受和转变过来，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贯彻实施，思想基础并不是很牢固，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7年夏的反右派斗争，使得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断然受阻，并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双百方针在经历曲折的历史命运后又重新焕发活力，并由此引发了又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知识分子的科学定性再次得到确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走向健全，为全面贯彻落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和最重要的条件。

回顾双百方针的提出，建国后我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上层建筑中的中央政权已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了必然。可以说，这事伴随着经济上“三大改造”完成后，在文化领域进行的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文化改造”。但如何正确的进行改造，和过渡则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和借鉴的。

一方面，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必然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但文化作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应，又有其独立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它有着前后相续的历史继承性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性。所以在处理有关文化的具体问题上，不应把文化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为阶级斗争服务。要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达到繁荣和发展文化的目的，必须坚持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要分清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必须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要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确保社会主义政治自由，这样才能保障学术上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要在整个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学术管理部门要高度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充分理解和信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科学和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尖端力量，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既要加强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同时更重要的是给知识分子以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只有做到以上两个方面，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双百方针，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