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

匈奴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2011-06-20 12:16:24舒顺林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

“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史乘，据《史记》记载是在公元前318年（周慎靓王三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

（注：《史记·秦本纪》记有“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语。

）自冒顿单于（公元前209——174年）起至匈奴西迁（公元九十一年，永元三年）止，匈奴奴隶制政权在大漠南北存在、持续了整整三百年，此后离散的匈奴又在我国历史上活跃了近二百年。

至南北朝末期，匈奴才在我国史籍上渐趋消失。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匈奴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历史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现仅就匈奴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

活动在大漠南北的匈奴族，不仅用他们的双手披荆斩棘，开发了祖国的北部边疆地区，而且为发展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匈奴崛起之前，我国北方一带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着：居于河西圁、洛之间的是赤翟、白狄；陇西则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等。

这些戎、狄“散居溪谷”、“莫能相一”，“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注：《史记·匈奴列传》。

）。

战国后期，匈奴迅速兴起。

至秦末汉初时，因“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注：《史记·匈奴列传》。

）。

之后，冒顿又与汉朝约为昆弟以和亲，不仅每年得到中原的大量絮、缯、酒，米和食物，同时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寝兵休士卒养马”，势力迅速壮大。

然后凭借他的“吏卒良，马疆力”（注：《史记·匈奴列传》。

），先后东灭东胡，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西灭月氏，定楼烦、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将诸引弓之民及北边地区的汉人，并为一家，都置于匈奴单于的统治之下，在我国北方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奴隶制政权。

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北方地区上百个游牧氏族、部落互不相属、莫能统一的长期分散局面。

为以后全国性的大统一提供了条件。

因而匈奴奴隶制政权建立的本身在我国历史上就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且匈奴单于国的称号，千载百世之后仍为蒙古族杰出的首领成吉思汗所称颂（注：《辍耕录·丘真人条》。

）。

其影响之深远，于此可见。

匈奴国家政治制度中，单于（相当于中原的天子或皇帝）为最高首领，总揽一切军政大权。

单于之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万骑之下亦各置千长、百长、什长（注：《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

）。

匈奴这种左右翼和什、百、千、万十进制的军事行政组织形式，一直为后起的北方民族所承袭。

如乌桓就有千夫长、百夫长的军事组织形式（注：《三国志·魏志·乌桓传》注引王粲《英雄记》。

）。

柔然有“千人为军”、“百人为幢”的十进制组织。

蒙古族不仅有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的设置，同时有左翼、右翼的划分。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仍采用左、中、右旗的行政划分法。

究其渊源，则沿于匈奴。

匈奴的政权机构分力三大部：统治中心即单于庭，居于匈奴中部；左右贤王庭分别居于东部和西部。

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将鲜卑政权分为左、中、右三部（注：参《后汉书·鲜卑传》。

），足见匈奴政权形式对于鲜卑的影响。

公元一世纪，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被迫西迁。

当北匈奴从漠北西迁到乌孙，再由乌孙继续往康居迁徙时，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注：《北史·西域传》。

）。

兹龟，今新疆库车县一带。

这些留居在龟兹北边的匈奴人，后来建立了拥地数千里、众二十余万的悦般政权。

这是匈奴在我国新疆境内建立的政权。

它对于我国新疆地区的早期开发不无作用。

北匈奴一部分西迁外，大多数仍留在原地。

这些匈奴人先后南下投汉或直接归附南匈奴。

其足迹遍及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地，公元140年（永和五年），东汉把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南移，原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匈奴人亦随之南迁，多集中于并州中部的汾河流域，原来的部落关系逐渐松驰，新的地域关系日趋加强，与中原人民的济经文化交往有增无已。

有的上层分子受汉族的影响，乃改用汉姓。

史籍记载的刘渊、刘曜、刘虎、赫连勃勃、沮渠蒙逊等，祖籍皆为匈奴，但他们都明习汉法，摒弃单于之号，羡慕中原帝王名。

我国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是以匈奴人刘渊所建的前赵开始，以沮渠蒙逊所建的北凉为终结的。

前赵、北凉等政权是我国历史上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有机组成部分中，匈奴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是匈奴的上层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匈奴上层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乏其例的。

如匈奴杰出首领冒顿，他承头曼单于在我国北方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奴隶制政权，同时他又第一个和汉“约为昆弟以和亲”，开创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和亲的先河。

他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又如，“入臣于汉”、与汉朝订立“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呼韩邪单于，也是第一个带着蒙古草原这一大片土地加入大汉帝国的匈奴单于（注：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载《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

），他在我国历史上及民族关系史上的贡献也是应该给予一定肯定的。

还有象坚持与汉和好，力主“破北成南，并为一国”的南匈奴单于，同样值得首肯。

但是我们论及匈奴人的贡献或作用，主要是匈奴广大人民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与上层人物的作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匈奴广大人民不仅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开拓大漠南北，为大漠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同时在推翻北匈奴单于的反动腐朽统治方面亦有其卓越的贡献。

公元前125年（武帝元朔四年），伊稚邪单于将匈奴的政治经济中心从“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漠南阴山退到了“少草木，多大沙”（注：《汉书·匈奴传》。

）的漠北后，匈奴便由强而弱。

公元后一世纪上半期，匈奴又发生“连年蝗旱，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注：《后汉书·南匈奴传》。

）的特大灾荒，致使社会经济濒于破产。

乘北匈奴衰落之机，各族人民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反抗斗争也与日俱增。

其中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奴婢首先展开了反抗匈奴上层统治的逃亡斗争。

据《三国志·魏书》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载：建武时，匈奴衰，其奴婢亡匿在漠南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者有数万落。

此数万落且以五万落计，每落（帐、户）以五口计，即有二十五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奴婢逃亡，对于贫困交加的匈奴统治阶级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奴婢逃亡之同时，深受匈奴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的鲜卑、丁零、西域诸城邦以及南边的匈奴人也一齐向北匈奴单于发起了进攻。

正所谓“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注：《后汉书·南匈奴传》。

）是也。

公元87年（东汉章帝章和元年），鲜卑又乘胜攻入匈奴东部，杀匈奴优留单于，其时北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汉者前后而至”（注：《后汉书·窦宪传》。

）。

北匈奴人民见南下投汉的匈奴人“为汉听厚”，故“诸部多欲内顾”，除了每年至少投奔南单于的数千人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公元83年，三木楼訾部落的三万八千人；公元85年，以车利涿兵为首的七十三批；公元87年，北匈奴五十八部二十余万。

这时从北匈奴来降南单于者，人心向南，多欲内属，故上书东汉政府，要求讨伐北单于余部。

当南单于与汉军联合北伐，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时，北匈奴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注：《后汉书·窦宪传》。

）。

北单于在“虏众崩溃”的绝境小只好“与数骑逃亡”（注：《后汉书·耿夔传》。

）。

由此可见，北匈奴单于的逃亡，是与北匈奴广大人民的逃亡斗争分不开的，被压迫、奴役的鲜卑、丁零、西域（新疆一带）人民，特别是北匈奴人民的逃亡反抗斗争，在反对、推翻北匈奴单于腐朽统治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北匈奴单于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后，蒙古高原南北隔离的政治藩篱得以拆除，这就为大漠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大漠南北各族人民的接触往来，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杂居融合。

如公元二世纪中叶，北匈奴单于西逃以后，没有跟随逃走的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谐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注：《三国志·魏书》裴注引《魏书》。

）。

而在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也由于摆脱了匈奴的羁绊，分别向南、向西徙迁，匈奴余众和鲜卑便在各地错居杂处，共同生活。

历史上的鲜卑拓跋部就是鲜卑父和胡母（匈奴母）互相融合的结果。

铁弗匈奴则是匈奴父与鲜卑母结合的结果（注：《魏书·铁弗刘虎传》。

）。

另一部分匈奴人与鲜卑人结合则称为鲜卑宇文部。

“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注：《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

）。

《魏书·序纪》中记载拓跋诘汾南迁至“匈奴之故地”——阴山河套地区以后与天女相匹配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把鲜卑与匈奴两族之间互为婚媾融合，通过神话形式加以典型的反映。

此外，匈奴还与其他民族互为杂居、婚媾和融合。

公元五世纪初，当柔然（即蠕蠕）强大时，蒙古草原北部的许多匈奴人又“尽为社仑（柔然首领）所并”（注：《魏书·蠕蠕传》。

），成为柔然之部属，与之融合在一起了。

魏晋南北朝时的稽胡，就是上郡一带的匈奴族和从西域迁来的龟兹人的融合，后又和从并州迁来的匈奴铁弗部融合而成为步落稽胡，简称稽胡的。

魏晋南北朝时及以后的杂胡，包括屠各卢水胡、羯胡、乌丸、乞伏、稽胡，莫不是已经或不断分解的匈奴族与其他各族融合的结果。

但这些所谓匈奴别部或匈奴别种的杂胡，魏晋以后，却都逐渐于史籍上消失了，除少数融合到北方塞外各族如蠕蠕、高车、突厥中外，大多数都融合到中原汉族之中，成为汉族中新增加的姓氏，如呼延氏、刘氏、乔氏、卜氏、金氏，曹氏等等，他们和汉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不知姓名，早已入塞，与中原汉族发生密切政治经济联系的匈奴人更是不可胜数。

所有这些，是在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中匈奴人所作出的又一贡献。

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匈奴人，从小就习骑射。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注：《史记·匈奴列传》。

）。

这种从小就习骑射，亦兵亦牧，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游牧民族习俗，一直为以后的北方诸游牧民族所继承发扬。

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兴起和强盛的一个原因，而匈奴则是承先启后具有这种天性的头一个强大民族。

匈奴“以马上战斗为国”（注：《汉书·匈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