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安的人参文化

集安的人参文化
一、集安人参的栽培史
人参系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人参。

为我国东北特产名贵中药材，同时也是名贵的天然保健品。

本草书《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

我国人参栽培史可追朔至西晋末年《石勒别传》记载曰：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

据此记载，人参栽培距今已有1680余年。

我国人参栽培情况，在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均有明确记载。

特别在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我国的人参栽培迅速发展，到了同治年间人参栽培达到繁盛时期。

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栽参企业。

人参栽培经历了1680余年。

经考证，集安园参栽培历史，起源于清朝部落时期，至今最少有400余年，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集安新开河流域（也是满族的故乡。

“新开”满语字音“兴格别”，口语兴该，意译为多、丰富），有9条支流和河谷组成，域内山高坡陡，杂木林纵生，流域面积766．4平方公里，河长70公里通向浑江联结通化县，横长50余华里，方园内均系椴树、桦树、榆树等本木林。

林中多有开垦遗迹，建国初期，这些开垦遗迹经林业部门技术员鉴定确认480余年的历史，即公元1522年（明嘉靖年）。

二是地名的起源。

明末清初集安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中原明朝的统治，归属清朝部落通领，其地名是根据其历史、自
然形态、物种、人居等的衍生派生出来的，如境内诸多的八宝、山、沟，即为采到八两以上的山参，或换取八个元宝而得名；爬宝山、村、坡、沟，棒槌园子等则是种植人参而得名；挂牌岭、大路则是封禁之前，进入区域验明身份的关卡；腰营则是对挂牌营参的兵营统称。

这些名称的产生几乎多在清天命之前（161年），清朝部落通领，即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后），集安市这样的名称18个之多。

三是集安山参移植园田栽培，有史可考的是从顺治末康熙初开始。

到了道光20年（184年），新开河的下游（如霸王朝、财源子、花甸子、柞树村）、苇沙河流域（如头道崴子。

苇沙河、粒子沟和腰营一带）相继出现了新的参户，并拥有一批较大规模的参园，有东升村郭俊清、东明村姜三爷（绰号）、光明村杜永吉、兴安村曲武南等共有园参13，700帘。

十年之后，即道光30年（1850年），又出现了一批大参园，有东升村田少玉、荒崴村马绍明、李俊思、张白毛（绰号）、裕盛东（商号），兴安村蔡克绍、同仁堂（安东支号）等共有人参9，500帘。

到了光绪6年（1880年），新出现六家人参户，共有人参13，100帘。

四是《奉天通志》（卷一百十）载：“亦有下山移植参营者，名日移山参营。

俗呼棒槌营，乃种参区。

所产，名秧子参。

道、咸前，参营亦在禁例，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毁，自征税后无此患矣。

”道光年间，我通化属兴京厅，沿
富尔江、新开河和佟佳江（即头道江江南）一带和大小庙沟山谷里，已出现棒槌园子。

到了光绪3年设通化县时，参园日盛。

《辽海丛书》中的《沈故》卷三参园篇载：“通化县山内参园极多，连畦布子，灌溉如菜蔬，夏则张芦席，以障炎日，八九年后则撷而市，诸肄俗称秧参者是。

”《长白征存录》说：“参园甚多，名日秧参。

以十二年成参为上品，次者八年。

参芦之涡，俗呼灯碗，一年生一个，确有明证。

”
五是人参习性，喜深山背阴的林荫湿润处，依天然山林生存，与山林共命运，森林毁则人参绝。

长白山南坡森林，因清末与日本鸭绿江采木公司订立合同，掠夺式采伐结果，几乎将山林剃光。

金川、龙岗开禁之后，木商源源涌来，营参者日多，兼之山饥民云集，滥砍盗伐很严重，原始森林所存无几。

至此，山参如不参园化，将导致绝迹，于是山参园植已成为必然趋势。

六是山参幼苗移植，与作畦籽播，所产参曰海货。

蹲树、秧移、移参，虽质体与野生山参相差，但仍不失人参延续之真传。

通化境内（集安岭后区域）出产过大山参，《柳边记略》中说：“相传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两，献于朝，后绝不得。

’哪时是十六两为一斤（即500克），不要说二十二两，现在上两的山参也已少见了。

所以园参生产实在是山参的延续，也不失之为世间的稀珍！（境内曾有康熙碑：传清末民初，外岔沟老边墙附近曾立有康熙巡视碑一块，
亦有传是康熙巡视时所立，现已无存。

）
长白山区清乾隆中期（公元1785年前后），创夫（挖山参的人）在窝棚前后用原土培养山参，到同治年间，有参园出现。

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到清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的200余年中，清政府把长白山区作为祖先发祥地加以保护，划为禁区。

但是山东、河北破产农民偷入长白山者不下万余人，加上道光25年（公元1845年）韩边外人侵，用武力控制现今的集安等大部地区，统管人参种植园，就汤河大房子每年收额为一万三仟两之多，其中的园参就能占六仟两，所占比例近50％，可见当时的园参生产，逐渐形成产业化。

民国二、三年价格上升，销路较广。

以上证明，集安栽培人参至少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如果说上人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集安人参的历史至少有1700年，集安新开河边条参栽培历史至少有400余年历史。

人参的应用与发展是集安继承中华民族伟业，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集安人参的应用史
集安，自古就以生产人参闻名于世，特别是新开河流域盛产的新开河人参更是举世闻名。

集安新开河人参的起源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

它的应用历史可以追溯到晋朝已有1700
多年，集安新开河人参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距今440年。

它的加工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

距今890年。

它的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齐梁时期（456—536），距今1500余年。

集安历史悠久，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发祥地。

公元前108，西汉在辽东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玄菟郡，而集安当时即为玄菟郡属下始建丸都国内城，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国为唐所灭。

国内城作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00多年。

国内城即今之集安市城区。

历史上魏、晋、隋、唐、辽、金、元明各代，在集安均有地方民族政权的建置。

清光绪28（11902年）年建县，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集安市。

中国人参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即上当参、辽参、高句丽参。

高句丽参即产自西汉时玄菟郡属下的高句丽县。

我国古代医药典籍《名医别录》、地方志《柳边纪略》引注之《药市赋》、《宁古塔纪略》等对高句丽人参都有明确的记述。

杨升庵《药市赋》云：“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

汉书称之为高句骊。

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灭卫氏朝鲜，于元封五年设玄菟郡，以高句丽国故地置高句骊县。

“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即来自今日集安。

这是集安人参起源的重要历史依据。

由此开来，集安人参起源于汉代。

西汉史游撰《急就篇》是童蒙读本，书中有“人参”，足以说明人参在汉朝已为民众普遍接受了。

人参，多用于治病和进补，有的用来送礼，后来用来进贡。

公元三年，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高句丽，建都于集安长达425年。

据《资治通鉴》卷97载：公元342年，燕王慕容晃攻打高句丽，曾经“毁丸都城而还”丸都城为今集安市区，又据《太平御览》第99卷载：“今致人参十斤”记述的是慕容晃毁丸都城西归而把从高句丽国掠夺的10斤人参作为礼品献给了当时晋朝上书顾和。

梁代陶弘景编著的《名医别录》（456~563年）记载着“人参生上当及辽东”。

集安为当时辽东属地。

高句丽国都南迁后，集安仍不失当年人口稠密、经济繁盛之重要都会。

直至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集安成为唐所收复辽东区域内所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属下之国内州。

余部四散并融人东北各部族，他们除狩猎捕鱼耕作外，大部分人砍伐木材及采集草药人参与中原交易。

公元705年，不还都郡王在敖东城（今吉林敦化市）建都后，集安属鸭绿府桓州桓都县，与内地当时的唐朝交往十分密切，《渤海国》物产篇，将人参列为贡品的第十四位。

在“朝贡中国”篇中，记载哀王大经諲二十五年（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二月派遣（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二月派遣卿裴璆朝
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将人参列为贡品首位。

二十六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使大陈林等百一十六人，朝进儿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虎皮等。

人参仍列为物贡首位。

在唐中宗神龙六年（公元705年）至唐明宗天宗元年（公元926年）的220多年中，渤海国入唐朝朝贡94次，贡品当中主要是人参。

经集安与鸭绿江通道乘船往返，利用集安鸭绿江这条水上便捷的贡道，距今已有1290余年。

唐代人参应用情况，除了《新修本草》有关人参的论述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581—682），一生专攻医事。

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录，《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放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的朝代。

不仅政府重视医药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发行，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也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证类本草》载：“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

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

”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

生上党郡。

人形者上。

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

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

上霍乱烦闷呕吵，
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

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

”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

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

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因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停顿期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朝征服者虽然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处于停顿状态。

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
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到了明代，人参资源已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

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明代前期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的医药著作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

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李时珍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

其用途较之前的医药书可谓是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

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

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

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前叙说：元代是应用人参的停滞阶段，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

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

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

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

这期间，人参主要供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代替人参药用。

从人参的发现、使用，到研究，已有几千万年之久。

人参在白垩纪时期就已存在，但直到神农氏才将其发现并运用，我们才得以利用人参的药用价值。

直至今日人参依然存在，可见人参的生命力之顽强。

自然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野山参，根据人参的芦头和人参主根的皮纹，可知其生长年龄。

经人参专家医药专家证实，
野山参可生长上百年、数百年甚至千年也不死。

人参的再生能力特别强，尤其是野山参，不怕冻，-40℃以下在土中也冻不死；不怕旱，几个月不下雨也干不坏；不怕野兽的践踏，人参芦碗遭意外损伤甚至断掉，人参也不会死，休眠修复几年又会长出新芽苞，继续生长。

人参的主根烂掉，艼或剩余的须子仍可生长，几十年或上百年后，艼就变成主根，人参专家称之为“艼变”。

人参这种特殊的再生能力，能使人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采参的规矩
1．采参的规矩
在漫长的时间堆垒之下，长白山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采参习俗。

相沿相袭，而成山规。

习俗必遵，山规必行。

入山采参，不得说“挖”，必要说“请参”说“抬宝”，以示对草仙的诚敬和爱重。

进山之前，需跪拜天地以求吉祥；入山后要搭建老爷府，跪拜山神求得护佑；发现人参，必跪拜老把头以示感谢；交易开秤亦要跪，移栽幼参到园圃，也要跪栽跪侍弄……
进山路上，要依次而行，老把头在先，二把头跟随，边棍第三……雏儿把式（少年）在后。

人数去时为单，三、五、七、九不等，以求归采时为双，因为请得的人参也是“人”呢！路上不得多言，看山花野果，不可随意说好，说即得采，
且不许卸载扔掉。

说话亦有规矩，碰到老虎，须称“山神爷”，遇见蛇，不可叫“长虫”，要恭称“钱串子”“金镏子”。

歇息称“拿堆儿”，吃饭、睡觉、取火分别叫“拿饭”“拿觉”“拿火”……寻参的索拨棍不能用来打一切生灵草木，不能扒皮；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忌讳的是“麻达山”（迷路），或者饭锅坏了，饭碗摔了，遇此都要下山。

尤其看重梦兆，梦老虎撵人、窝棚失火、吹吹打打出大殡…….皆属凶兆，要下山；梦见棺材、江河海水、姑娘媳妇……为吉兆，可继续上山。

而一旦发现人参，必须抬大留小，不可一窝儿采净。

有成熟的种子，要播于地下，留给后人。

填平埯坑，插上树枝，不可弄得一片狼藉，并在附近砍出“兆头”（标识），标记此处出土多少人参及放山人数，以为后人留下提示。

下山时，住过的窝棚不得拆，余剩的米盐火种不能带走，以留他人来用。

2．参帮遇见土匪
俗语说：“关东山，一大怪，山山都有土匪在。

”美丽富饶的大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一块神秘的土地。

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浓郁的边疆风情和神秘的民俗文化。

然而，这片黑土地上也有百年匪患的历史，以至被称为“土匪王国”。

据史料记载，自清代到解放前，通化浑江一带大大小小的匪帮就有两百多帮。

各山的土匪都有自己的名号，什么震三江、震九江、山上好、冰上飞、滚地雷等等。

因为自古以
来通化地区都是是一个交通便利（后来日本人修了铁路）、富绅商贾多、闯关东百姓的聚居地。

土匪帮当然要选在这样一个富饶的地方在周围‘占山为王’了。

所以那个时期放山人也就会常在大山里遇到土匪了。

土匪除了下山绑票、砸窑等一系列抢劫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山里活动，抢地盘、种大烟（罂粟）等。

每到放山人遇到土匪的大烟地，把头都会带领着参帮远远地、小心翼翼地绕开。

如果被种大烟的土匪发现，那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丟了性命。

如果平日里放山遇到土匪，那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关东放山人和土匪之间有一层‘特俗的关系’。

作为参帮把头，要懂得与土匪交流和土匪的语言。

放山人遇到土匪，参把头要主动上前搭话的。

“干什么发财？”土匪大当家的问。

“跑山的”把头一施抱拳回答。

“什么帮？”跑山的多了，有木棒、围帮（打猎的）、金帮等，大当家的必然要问个仔细。

“放山的。

”把头明确回答。

“奥！都是钻草稞子的，把头快当。

”“大当家的快当”“有啥大货，让弟兄们亮亮眼（开开眼）。

”“老把头保佑，抬点儿小捻子（小人参）。

”这时放山把头从背筐里拿出棒槌包子，打开让大当家的过过目，拿出一半，剥块红松树皮，揭一张青苔，把棒槌打成参包子，送给大当家的。

这是放山人的规矩，见面分一半儿，遇到土匪也是如此。

大当家的接过棒槌包子，问把头“带点儿黑土还是片儿
（钱）？”把头说：“见面儿劈一半儿，哪能让大当家的拉露水（赏钱）呢！”“都是钻树稞子的，拿着！”大当家的说完，掏出一把钱或烟土，扔给放山把头，还留下放山的吃一顿饭。

3、采参的过程
人参是珍奇药材，在中国自古被当作精灵，因而入山采参自有一套带有神秘而特殊的山规、习俗。

例如挖野山参，俗称“放山”
在深山老林中挖参，有很多门道，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方法与传统。

挖人参的时节一到，山里人就三五结伴进山挖参。

手上每人一根索宝棍，干这行并不容易，要拜师学艺。

在进山之前都要集体由现任把头带头跪拜去世的老把头，这是规矩也是求保佑。

按山规，进山后不能乱说话，当发现人参时，立刻大声呼叫：“棒槌！”（据说一声“棒槌”，人参就会“定住”不再逃跑）
挖参人时相互都有暗号，有问有答，一呼百应，凡是听到的人都要一起唱和，这是叫喊山。

接着要用草帽覆盖，使人参“束手就擒”，并用红绳把人参绑在树枝上面，这样才算捉住了人参。

开挖之前要三跪九拜。

人参有灵性，挖之前跪拜它，已祈求赐一根上品的人参。

挖人参需要的工具
在距离人参40CM左右的外置的位置开挖。

以人参为中心挖了一个1米圆圈，把人参圈在里面。

慢慢地把它请出来。

整个挖参过程要小心翼翼，有时候一挖就是几个小时。

4、山神爷孙良的传说
祖籍山东莱阳的孙良，是数百年来我国东北人一直很敬重的人物。

人们对他顶礼膜拜，非常虔诚，把他视为长白山地区放山人的先祖，普遍尊称他为山神爷，据说由他所做的流传于民间的一首诗更是非常有名: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好兄弟，不见兄弟不甘心。

三天吃个蝲蝲蛄，你说伤心不伤心。

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

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做为引路神。

传说,明末清初,国家动乱,民不聊生。

许多山东人为了生计冒险闯关东。

家住山东莱阳富山村的孙良,因母亲不幸得了重病,一位老中医说这种病只有关外的辽东人参能医治。

孙良听说关东长白山出人参，就和家人商量要去闯关东。

爹娘和媳妇听说关东山高林密、滴水成冰、虎豹成群，死活也不答应。

可是孙良是个孝子，又是个有志气的人，说干啥就一定要办成。

家人没有办法，给孙良凑了几个盘缠钱，便送他上路了。

孙良告别父母和妻子王氏,只身翻山过海，吃尽千辛万苦，来到了长白山。

看到深山老林里数不尽的獐狍野鹿，奇花异草，把个孙良乐得找根棍子一拄就放起山来。

他一个人“放山”，这叫“单搓”，一连找了几天也没“开眼”。

这天他正在林子里走，突然看见前边也有个放山的。

深山里人烟
稀少，人见了人格外亲。

一打听，这人也是山东莱阳人，叫张禄。

经过交谈两人还挺投缘，于是就搂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为生死弟兄。

孙良比张禄大两岁，孙良为兄张禄为弟。

别看张禄年龄没孙良大，可他放山的年头多，很有经验。

他就教孙良认识什么是几品叶，什么是“刺官棒”（一种假人参），还给孙良讲人参精变大姑娘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说，在孙良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一天，孙良和张禄分头出去遛趟子，约好三天后回来见。

孙良出了戗子走了一头晌儿，在一个向阳坡上发现了一大片人参。

他乐坏了，一口气儿挖了好几棵，又在那儿的树上刻了“兆头”（记号），就捧着人参回到窝棚里去等兄弟张禄。

可是一连等了三天张禄也没回来，孙良担心兄弟出意外，就出了戗子去找人。

茫茫林海，孙良走啊走，找遍了大山各处；他找啊找，找遍了河沟坡岔；可是到处也不见兄弟的踪影。

就这样，孙良一直找了三天，连饿带累，昏倒在一块大卧牛石头旁。

一阵微风吹来,孙良苏醒了过来,看见河边有只蝲蝲蛄在爬,遂伸手捉住,放在嘴里“咔哧、咔哧”地生吃了。

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咬破手指，站起身来，在河边这块大石头上,写下了“家住莱阳本姓孙”这首绝命诗，之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孙良人虽死了，但尸首却直挺挺地靠着石头不倒。

为啥？他惦记着他的兄弟，死不瞑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