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安的人参文化

集安的人参文化一、集安人参的栽培史人参系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人参。

为我国东北特产名贵中药材，同时也是名贵的天然保健品。

本草书《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

我国人参栽培史可追朔至西晋末年《石勒别传》记载曰：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

据此记载，人参栽培距今已有1680余年。

我国人参栽培情况，在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均有明确记载。

特别在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我国的人参栽培迅速发展，到了同治年间人参栽培达到繁盛时期。

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栽参企业。

人参栽培经历了1680余年。

经考证，集安园参栽培历史，起源于清朝部落时期，至今最少有400余年，其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集安新开河流域（也是满族的故乡。

“新开”满语字音“兴格别”，口语兴该，意译为多、丰富），有9条支流和河谷组成，域内山高坡陡，杂木林纵生，流域面积766．4平方公里，河长70公里通向浑江联结通化县，横长50余华里，方园内均系椴树、桦树、榆树等本木林。

林中多有开垦遗迹，建国初期，这些开垦遗迹经林业部门技术员鉴定确认480余年的历史，即公元1522年（明嘉靖年）。

二是地名的起源。

明末清初集安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中原明朝的统治，归属清朝部落通领，其地名是根据其历史、自然形态、物种、人居等的衍生派生出来的，如境内诸多的八宝、山、沟，即为采到八两以上的山参，或换取八个元宝而得名；爬宝山、村、坡、沟，棒槌园子等则是种植人参而得名；挂牌岭、大路则是封禁之前，进入区域验明身份的关卡；腰营则是对挂牌营参的兵营统称。

这些名称的产生几乎多在清天命之前（161年），清朝部落通领，即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后），集安市这样的名称18个之多。

三是集安山参移植园田栽培，有史可考的是从顺治末康熙初开始。

到了道光20年（184年），新开河的下游（如霸王朝、财源子、花甸子、柞树村）、苇沙河流域（如头道崴子。

苇沙河、粒子沟和腰营一带）相继出现了新的参户，并拥有一批较大规模的参园，有东升村郭俊清、东明村姜三爷（绰号）、光明村杜永吉、兴安村曲武南等共有园参13，700帘。

十年之后，即道光30年（1850年），又出现了一批大参园，有东升村田少玉、荒崴村马绍明、李俊思、张白毛（绰号）、裕盛东（商号），兴安村蔡克绍、同仁堂（安东支号）等共有人参9，500帘。

到了光绪6年（1880年），新出现六家人参户，共有人参13，100帘。

四是《奉天通志》（卷一百十）载：“亦有下山移植参营者，名日移山参营。

俗呼棒槌营，乃种参区。

所产，名秧子参。

道、咸前，参营亦在禁例，往往官役带兵清沟，用火焚毁，自征税后无此患矣。

”道光年间，我通化属兴京厅，沿富尔江、新开河和佟佳江（即头道江江南）一带和大小庙沟山谷里，已出现棒槌园子。

到了光绪3年设通化县时，参园日盛。

《辽海丛书》中的《沈故》卷三参园篇载：“通化县山内参园极多，连畦布子，灌溉如菜蔬，夏则张芦席，以障炎日，八九年后则撷而市，诸肄俗称秧参者是。

”《长白征存录》说：“参园甚多，名日秧参。

以十二年成参为上品，次者八年。

参芦之涡，俗呼灯碗，一年生一个，确有明证。

”五是人参习性，喜深山背阴的林荫湿润处，依天然山林生存，与山林共命运，森林毁则人参绝。

长白山南坡森林，因清末与日本鸭绿江采木公司订立合同，掠夺式采伐结果，几乎将山林剃光。

金川、龙岗开禁之后，木商源源涌来，营参者日多，兼之山饥民云集，滥砍盗伐很严重，原始森林所存无几。

至此，山参如不参园化，将导致绝迹，于是山参园植已成为必然趋势。

六是山参幼苗移植，与作畦籽播，所产参曰海货。

蹲树、秧移、移参，虽质体与野生山参相差，但仍不失人参延续之真传。

通化境内（集安岭后区域）出产过大山参，《柳边记略》中说：“相传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两，献于朝，后绝不得。

’哪时是十六两为一斤（即500克），不要说二十二两，现在上两的山参也已少见了。

所以园参生产实在是山参的延续，也不失之为世间的稀珍！（境内曾有康熙碑：传清末民初，外岔沟老边墙附近曾立有康熙巡视碑一块，亦有传是康熙巡视时所立，现已无存。

）长白山区清乾隆中期（公元1785年前后），创夫（挖山参的人）在窝棚前后用原土培养山参，到同治年间，有参园出现。

从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到清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的200余年中，清政府把长白山区作为祖先发祥地加以保护，划为禁区。

但是山东、河北破产农民偷入长白山者不下万余人，加上道光25年（公元1845年）韩边外人侵，用武力控制现今的集安等大部地区，统管人参种植园，就汤河大房子每年收额为一万三仟两之多，其中的园参就能占六仟两，所占比例近50％，可见当时的园参生产，逐渐形成产业化。

民国二、三年价格上升，销路较广。

以上证明，集安栽培人参至少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如果说上人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集安人参的历史至少有1700年，集安新开河边条参栽培历史至少有400余年历史。

人参的应用与发展是集安继承中华民族伟业，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集安人参的应用史集安，自古就以生产人参闻名于世，特别是新开河流域盛产的新开河人参更是举世闻名。

集安新开河人参的起源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

它的应用历史可以追溯到晋朝已有1700多年，集安新开河人参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距今440年。

它的加工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

距今890年。

它的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齐梁时期（456—536），距今1500余年。

集安历史悠久，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发祥地。

公元前108，西汉在辽东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玄菟郡，而集安当时即为玄菟郡属下始建丸都国内城，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国为唐所灭。

国内城作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00多年。

国内城即今之集安市城区。

历史上魏、晋、隋、唐、辽、金、元明各代，在集安均有地方民族政权的建置。

清光绪28（11902年）年建县，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集安市。

中国人参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即上当参、辽参、高句丽参。

高句丽参即产自西汉时玄菟郡属下的高句丽县。

我国古代医药典籍《名医别录》、地方志《柳边纪略》引注之《药市赋》、《宁古塔纪略》等对高句丽人参都有明确的记述。

杨升庵《药市赋》云：“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

汉书称之为高句骊。

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灭卫氏朝鲜，于元封五年设玄菟郡，以高句丽国故地置高句骊县。

“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即来自今日集安。

这是集安人参起源的重要历史依据。

由此开来，集安人参起源于汉代。

西汉史游撰《急就篇》是童蒙读本，书中有“人参”，足以说明人参在汉朝已为民众普遍接受了。

人参，多用于治病和进补，有的用来送礼，后来用来进贡。

公元三年，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高句丽，建都于集安长达425年。

据《资治通鉴》卷97载：公元342年，燕王慕容晃攻打高句丽，曾经“毁丸都城而还”丸都城为今集安市区，又据《太平御览》第99卷载：“今致人参十斤”记述的是慕容晃毁丸都城西归而把从高句丽国掠夺的10斤人参作为礼品献给了当时晋朝上书顾和。

梁代陶弘景编著的《名医别录》（456~563年）记载着“人参生上当及辽东”。

集安为当时辽东属地。

高句丽国都南迁后，集安仍不失当年人口稠密、经济繁盛之重要都会。

直至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集安成为唐所收复辽东区域内所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属下之国内州。

余部四散并融人东北各部族，他们除狩猎捕鱼耕作外，大部分人砍伐木材及采集草药人参与中原交易。

公元705年，不还都郡王在敖东城（今吉林敦化市）建都后，集安属鸭绿府桓州桓都县，与内地当时的唐朝交往十分密切，《渤海国》物产篇，将人参列为贡品的第十四位。

在“朝贡中国”篇中，记载哀王大经諲二十五年（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二月派遣（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二月派遣卿裴璆朝于唐，贡人参、松子、昆布等，将人参列为贡品首位。

二十六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使大陈林等百一十六人，朝进儿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虎皮等。

人参仍列为物贡首位。

在唐中宗神龙六年（公元705年）至唐明宗天宗元年（公元926年）的220多年中，渤海国入唐朝朝贡94次，贡品当中主要是人参。

经集安与鸭绿江通道乘船往返，利用集安鸭绿江这条水上便捷的贡道，距今已有1290余年。

唐代人参应用情况，除了《新修本草》有关人参的论述外，就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581—682），一生专攻医事。

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录，《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放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的朝代。

不仅政府重视医药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发行，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也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证类本草》载：“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

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

”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

生上党郡。

人形者上。

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

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

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

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

”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

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

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因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停顿期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元朝征服者虽然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处于停顿状态。

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到了明代，人参资源已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

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明代前期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的医药著作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