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智利劳动关系变化

智利劳动关系三十年间的变化

智利劳动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后殖民化，智利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联合力量更是无从谈起。70年代以前智利政府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政策造成国际收支失衡，企业效益低下，经济亏损严重，罢工频发，通货膨胀严重①。1973年9月，智利军人政变上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实行市场和金融自由化，精简政府结构，削减公共开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

1973年后，智利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智利经济在1970-1980时期迎来转折点，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竞争力指数（Index of cmpetition）紧随于美国之后②，贸易顺差，拉动了经济增长。（见图一）智利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智利工人的就业，从图二和图三可知，就业率的变化和GDP增长的变化大致上是正相关的。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就业，就业状况好转改善了智利工人的境遇。但是，图四显示，从1990-2014年间，智利工人的平均时薪只增加了一倍多，与美国工人工资相比，总体水平仍然很低。智利工人工资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智利经济增长的幅度，劳资双方力量失衡。

另外，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催生了智利独特的养老保险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是养老保险私有化，建立个人账户。多缴多得，不缴不得。养老金缴费全部由雇员承担，缴费率由原工资的11%变为10%。这种市场化的养老保险模式对智利工人的境遇有什么影响呢？有学者Berstein、Larraín Ríos和Pino，针对24000个参保人员的样本数据，对智利未来30年内的养老金给付水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大约会有40%～50%的参保者养老储蓄达不到社会最低养老金水平,很大一部分退休人员未来的养老金待遇会很低③。并且，智利国家官方数据显示，在1980年智利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后，基尼系数明显上升。（见图五）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推断系数上升完全是由改革导致的，但是从数据和学者研究结果来看，系数上升与改革有一定联系。图六显示，1990年后，智利的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仍然严重，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5以上。这样的状况与智利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紧密联系。

除此之外，智利工会在过去三十年间，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1979年智利劳动法令实施，工会活动被限制，集体谈判和合法罢工被禁止。1982-1985年工会入会率持续低迷；1985年后，开始回升。（见图七）1989的再民主化，促进了工会数量的提升。1990年早期，智利主要劳工联合会建立，智利政治民主回归，劳工阶级开始要求对自身更有利的劳动法和能够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社会政策，政府便进行了劳动法的修正，完善了劳工的相关权益⑦。另一方面，智利工人的罢工状况也在不断变化(见图八)。1973年军政府上台后，实行专制高

压统治，关闭议会，中止工会活动；1979年智利劳动法令实施，合法罢工和集体谈判都被限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1989年的再民主化时期，罢工数量开始上升；1994年Labor Code第二次修订限制了雇主的权力，更加保护了劳动力市场：扩大集体谈判的范围，包括工作条件，生产效率，激励工资等，规定企业自身的工会将集体谈判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总体上，劳动法令还是偏向资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利工人的谈判力量处于劣势⑥。

自1879年的劳动法令（Labor Code）的颁布后，智利的劳动关系一直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受制于劳动法令。虽然劳动法令承认了工人有结社组织的权力，但是工人结社的过程、经办的手续要求十分严格，罢工的权力被程序化的规则所严格限制④。另外，智利的集体谈判覆盖率常年处于低水平。（见图九）由于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率低，于是政府为提高其比例，1991年进行改革，允许多雇主谈判，集体谈判协议只覆盖工会成员。劳动立法的不平等性和集体谈判的分散化与碎片化⑤，智利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仍然没有明显提高。

当前，智利存在两种形式的集体谈判，一种有罢工的权力，一种没有。没有罢工权利的集体谈判中，工人罢工时的第一天能被合法解雇④。这些都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力量被法律政策规定削弱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智利劳动改革报告提出，允许未入工会的团体有权力在工会出席的条件下，进行集体协商；许雇主将集体协议中的福利扩展到未入会的员工；工会有义务提供临时工人，以保证企业运营的顺利进行；雇主不能提出比现有条件低的福利条件等④。智利政府希望通过劳动政策改革来扩大集体谈判的范围，使智利的集体谈判覆盖率向OECD的平均水平靠拢。但是最终改革的效果如何，我们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总之，过去三十年间，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智利确实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状况的好转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的收入。然而，政府崇尚市场化，少干预，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工人的境况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智利的劳方与资方之间力量一直较为失衡，智利工人的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且变化不显著，工人的现状不容乐观。

参考文献：

1.郑秉文, 房连泉. (2006).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拉丁美洲研究, 28(5), 3-15.

2.吴洪英. (2005). 智利和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成败. 拉丁美洲研究, 27(5), 17-22.

3.OECD. (2015),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le 2015, OECD Publishing, Paris.

O'Connell, L. (1999).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s in six latinamerican countries: degrees of autonomy and decentralization (argentina, brazil, chile, mexico, peru, and uruguay).

SsrnElectronic Journal.

4. Ostry, J. D. Loungani, P. Furceri,Furceri, D. (2016). Neoliberalism: Oversold?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5.Hayter, S.(2016). Trends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Stability, Erosion or Decline?,Conference Paper, ILO.

/inst/events/WCMS_461921/lang--en/index.htm

6.Campero, G. (2004).Macroeconomic reforms, labour markets and labourpolicies : Chile, 1973-2000. Employment Strategy Papers, ILO.

/empelm/pubs/WCMS_114331/lang--en/index.htm

附录：

图一：

来源：Ostry et al. (2016)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