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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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袁振龙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总体形势是好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这表明,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总体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管理的工作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更加严峻繁重的任务以及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这给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引发的社会心理失衡现象突出
如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下一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第一,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资源配置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方式导致人们利益直接受损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第二,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导致人们就业方式多样化,带来了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收入差距,由不合理收入分配方式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成为人们对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第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要素日益多样化,目前劳动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引发了占劳动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对社会的强烈不满;第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导致一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甚至权益受损,引发了分流下岗职工及其家庭对社会的不满;第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市场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日益扩大,由此可能引发员工权益保护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一旦应对不及时,员工合法权益得不到合理维护,就可能引发社会不满甚至酿成事端。
种种对社会不满的因素会聚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社会心理失衡,进而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甚至可能酿成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因此,如何及时了解、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引导人们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通过正常合理的途径反
映、宣泄出来,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逐步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不适日益明显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观察、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社会结构是观察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经济结构指标甚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社会结构指标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实现整体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管理的原则日益遇到挑战,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管理难度明显加大;第二,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巨大,社会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过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严重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五,中国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偏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对社会的总体满意度较低。
因此,如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加快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提升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引发的社会分化正在凸显
第一,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造成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非管理者的日益分殊;第二,根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不同,中国可大致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分化十分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第三,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刚性化和固化的趋势,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出现了
代际传递迹象;第四,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地区差别持续拉大,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五,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分层结构的认同度。
人们对上层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和声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产生了质疑。
因此,如何更好地调节好过大的收入差距,调整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整合,重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认同、信任与团结,是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与滞后的社会管理导致的社会失序正在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46%左右,总计有超过4亿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给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第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原有的传统村民社区在短时间内被“瓦解”,一些村民成为没有土地、没有职业、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第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原因造成农民工很难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特别是随着90后等新一代农民工的出现,劳资矛盾和农民工维权事件将逐渐增多;第三,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个因失业、下岗、患病、残疾、孤寡等而形成的城市生活困难群体,他们居住的老旧小区、平房区,危旧房多,卫生条件差,市政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匮乏,社会管理薄弱;第四,城市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涉及众多主体的利益格局调整、原有居民的安置补偿等,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第五,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群体,由于自我保护能力弱,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精神和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生活质量不高;第六,随着大量农村精英的流失,大多数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第七,快速城市化造就了数量越来越多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区,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缺乏畅通的互动渠道,基层社会管理力量薄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纠纷,却缺乏有效的化解途径。
因此,如何适应快速城市化的需要,适时调整完善包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政策,推进社会建设,切实加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加大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力度,为城乡居民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管理工作无法回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