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珐琅彩瓷的断代及鉴定(上篇)

《前言》为符合《艺术市场》杂志刊登发表的要求，笔者将本文在原《乾隆珐琅彩系列》这一基础上做了很大程度缩写，如果读者希望详细深入的了解乾隆珐琅彩瓷的断代及鉴别，请参考本网站《乾隆珐琅彩系列》。

《正文》乾隆时期是清三代中制作珐琅彩瓷（又称瓷胎画珐琅）最鼎盛期，由于康雍两朝的迅速稳步发展，使乾隆珐琅彩瓷制作更加成熟。

乾朝时期的珐琅彩瓷不论造型种类、还是绘画图案都丰富多彩，令康、雍两朝制品略感黯然。

一：三朝珐琅彩瓷的制作地点乾隆朝不仅是三朝中瓷胎画珐琅制作时间最长，也是瓷胎画珐琅的制作地点变化较为复杂时期。

为清晰介绍该朝瓷胎画珐琅，笔者先简单概括清三代珐琅彩瓷的制作地点。

1.“武英殿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康煕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増设监造一人。

”该处解体时间较早，加上康熙瓷胎画珐琅的制作量相对较少，并缺少《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人们对其认识与研究最为肤浅。

由于该处没有乾隆时期制品，因此本文不多涉及。

2.“养心殿珐琅作”（？——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养心殿造办处创始于康熙初年，设置养心殿珐琅作更要晚些时候。

瓷胎画珐琅派生于珐琅器制作，因此其创始制作应该是宫内珐琅作掌握画珐琅工艺之后的事情。

“养心殿珐琅作”制作终止时间可参考《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员外郎达子、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京内造办处各作，著搬挪圆明园去。

钦此。

《记事录》”。

其中“京内造办处各作”里应该包括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

至乾隆二十年养心殿珐琅作解体之前，清宫内务府主要依赖养心殿珐琅作和圆明园珐琅作制作瓷胎画珐琅。

宫内养心殿珐琅作地处大内，受地理条件所限，无法正常扩大生产规模，而雍正中、后期的珐琅彩瓷发展迅速，制作量一再增大，原有造办处两珐琅作的人数、制作规模无法承受所赋使命，于是设备增加、作坊规模扩张就主要转移到京外的圆明园珐琅作。

3.“圆明园珐琅作”（？——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圆明园珐琅作”具体创建时间暂因自立资料不全而难以考证，现在所知最早的圆明园珐琅作制作瓷胎画珐琅制作资料为：“雍正四年七月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杜寿交来珐琅花抹红地头等酒圆二十四个（随紫檀木盘二个）、珐琅花抹红地二等酒圆二十四个。

传旨：著配匣子。

钦此”。

（《木作》）说明所制珐琅花抹红地头等酒圆为圆明园珐琅作制品，其中“抹红地”就是本文中所提及的“色地”。

雍正中期，为解决珐琅彩瓷烧制量问题，圆明园珐琅作进行了数次设备扩张，不断扩大作坊规模：“雍正六年三月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著传催总刘三九、领催白老格带好手艺铜匠各带小式家伙，珐琅处太监张廷贵、画珐琅人谭荣，好手艺家内大器匠一名，带铜叶珐琅材料赴圆明园来。

遵此”。

（《杂录》）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办处的自制珐琅料烧制成功与“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即瓷胎画珐琅的瓷胎从“内有釉外无釉瓷胎”发展变化到“内外皆有釉瓷胎”）的两次技术改革为以后的瓷胎画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于珐琅彩瓷制作量迅速增加，于是圆明园珐琅作只得再次扩张规模：“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柏唐阿邓八格来説：内务府总管海望传、著在圆明园造办处做备用磁器上烧珐琅各色器皿等件。

记此。

”（《珐琅作》）四月二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二十五日柏唐阿马维祺、为烧珐琅活计立窑、用高二尺八寸、宽二尺五寸木桌六张，高五尺、宽三尺立柜一件，板凳六条，水缸二口、长七尺、宽六尺铁顶火一份。

回过内务府总管海望，…着用造办处库内无用木头做给'。

记此。

”（《记事录》）以上两条扩张的历史资料明确记载了“圆明园珐琅作”的设备扩张钦令及规模。

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之后“京内（即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合并归一，内务府造办处的瓷胎画珐琅制作持续到乾隆五十四年：“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因珐琅处现无活计、分别将官员匠役等人、俱归併造办处、画珐琅人归如意馆、首领太监归乾清宮等处当差”。

圆明园珐琅作在整个乾隆时期，特别是在养心殿珐琅作解体之后，应该是乾隆珐琅彩瓷的主要场所。

由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与圆明园造办处珐琅作都归内务府直接管辖，原材料、制作人员皆为内务府造办处统一调配，因此两处制品在风格与质量上没有区别。

二：乾隆珐琅彩瓷的制品类型介绍乾隆珐琅彩瓷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该时期制品的大致特征。

观察制品，以制作风格可将其大致分为前后两种类型：1、乾隆前期珐琅彩瓷。

该时期制品风格特征与雍正后期制品风格极其接近，是诗、书、画、珐琅、制瓷等的完美结合体。

制作地点为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

2、乾隆后期珐琅彩瓷。

珐琅彩瓷的装饰较乾隆前期珐琅彩瓷变得繁缛化，基本不使用诗词，普遍应用色地、“锦上添花”、松绿釉以及口、底部镀金装饰。

制作地点为养心殿珐琅作、圆明园珐琅作。

三：乾隆前期珐琅彩瓷乾隆前期的珐琅彩瓷由于比较接近雍正后期珐琅彩瓷的风格，即在纯洁的填白釉瓷胎上绘制山水、花鸟等工笔绘画。

虽然乾隆前期较雍正后期增加了人物、楼阁等图案，但依然是诗、书、画、篆印、珐琅、制瓷等的完美结合体（见图1）。

从雍乾两朝传承时间角度着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刻、雍正帝崩逝于円明园。

同时，《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中又有乾隆元年正月初七日的珐琅彩瓷制作资料。

雍正驾崩不足五月，弘历就已经开始着手珐琅彩瓷的新款式设计与制作，可想而知，在短短的五个月之内，“养心殿珐琅作”与“圆明园珐琅作”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难有明显发展变革。

因此，乾隆前期制品除造型新颖、图案丰富多样外，许多制作风格保留雍正后期的时代特征，两者具备很多共同点。

图1：乾隆龙舟竞渡图胆瓶台北故宫藏品。

诗、书、画、篆印、珐琅、制瓷等的完美结合体。

1.色彩瓷胎画珐琅的色彩特征用语言很难描绘，因此笔者在这里仅一略而过。

鉴定瓷器、尤其是彩瓷时，从器物的色彩来着眼鉴别真伪相当普遍。

未曾上手，乍一看瓷器发色便可准确判断真伪，令不少外行感觉诧异。

说穿缘由完全与鉴定者对瓷器色彩的认识、习惯深刻程度有关。

对习惯真品发色并认识深刻的鉴定者来说，区别色彩差异显著的赝品无异于分清皂白，谈不上“以此自矜”，“无他，但手熟尔”。

正是这个道理，如何成功仿制珐琅彩瓷色彩调料，混淆鉴定者的视线感觉令古今仿者极为重视，同样，深刻认识该时期彩料发色也是一个鉴定者所必须掌握的。

2.绘画现在景德镇仿古瓷制作者在仿制珐琅彩瓷上遇到的最大难关可能要数绘画。

科学技术逐渐发达，瓷器的胎土、釉水、色彩都可能根据材料科学分析获得的各种元素含量进行科学配方，达到满意结果。

但绘画与科学技术关系并不密切，完全是绘画者水准的体现，当工笔绘画精细程度要求越高，其差距越能体现出来。

雍正后期与乾隆前期的画珐琅工笔绘画质量、精妙程度在整个珐琅彩瓷制作史上尤为突出，因此仅绘画方面足以使仿者望而却步（见图2-1、图2-2）图2-1：乾隆珐琅彩锦鸡花卉题诗玉壶春瓶局部特写照片。

图2-2：乾隆珐琅彩锦鸡花卉题诗玉壶春瓶局部特写照片。

3.落款填白釉珐琅彩瓷的落款很有特点，由于图案主题多由绘画和书写题词（包括篆印）两部分组成，因此书写者必将落款方向与二者之间的某一图案方向吻合，决不偏差，这样落款的好处是使人感觉落款规整有序，特别是拿在手中把玩时，欣赏款与绘画最多，两者方向一致，令人惬意（见图2-3）。

需要指出，仿者在仿制珐琅彩瓷时基本都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仿者几乎不存在落款方向失误的低级错误。

图2-3：乾隆珐琅彩锦鸡花卉题诗玉壶春瓶底部特写照片。

4.题词乾隆前期珐琅彩瓷中，题词应该是次于绘画的另一个仿制难点。

根据历史档资料：“雍正九年十月二十日：司库常保奉上谕：将珐琅葫芦做九个，画斑点烧葫芦色、盖子镀金，葫芦上字照朕御笔、着戴临写。

”根据此条资料分析：所涉及的珐琅彩瓷诗词题字者为雍正亲自指定，摹本为雍正御笔，可见雍正朝瓷胎画珐琅的书写题词也一丝不苟。

乾隆一朝是否如此暂不可考，但严谨程度不应变化太大，必是非宫内书法好手难以胜任。

后世景德镇匠人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书写水准，自然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现在仿品题词书写模仿造作、笔画拘谨，笔者暂未曾见过可以在书写方面达到伯仲难分程度的仿品（见图3）。

图3：乾隆珐琅彩黄地兰草灵芝纹碗题词特写照片。

5.色地与“锦上添花”装饰康末雍前由于瓷胎画珐琅制作工艺不成熟，难以实现在玻璃釉面上理想绘制釉料，不得已使用无釉瓷胎，并为弥补其釉面素胎缺陷才在露胎处大量上涂其它釉料。

于是形成康熙时期与雍正前期的珐琅彩瓷几乎皆为色地彩瓷。

这类制品的主要特征是色地下素胎、无釉；雍正中期之后开始使用填白釉瓷胎，偶尔制作色地珐琅彩瓷，色地运用的主要目的是装饰，并非掩盖技术不足。

“锦上添花（又称轧道）”是基于色地装饰上的进一步发展，在色地上用针等锐利器具进行雕刻、描画装饰。

根据现有《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档》资料记载，珐琅彩瓷使用“锦上添花”装饰纹在乾隆四年十二月已经开始：“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太监李深、张喜来说太监张明交磁胎画珐琅……磁胎红地锦上添花珐琅碗一对、磁胎绿地锦上添花珐琅六寸盘一对、磁胎黄地锦上添花珐琅五寸盘一对、磁胎白地锦上添花珐琅酒圆一对、磁胎月白地锦上添花珐琅酒圆一对、磁胎白地锦上添花珐琅小酒圆一对。

传旨：著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

钦此。

”（《乾清宫》）以原始资料看，当时锦上添花色地包括红、绿、黄、白、月白等颜色。

四：后期制品特征笔者暂未见其他文章涉及“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无人提及的很大原因是对该类瓷的认识不足而没有合理定位。

例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编《清康雍乾名瓷》，P 148，器122，乾隆窑描金粉彩开光花卉蒜头瓶（原文命名）应该是一件比较典型的乾隆后期珐琅彩瓷（图4），遗憾的是该书仅称其为“粉彩”。

该器底部为松绿釉、落蓝料篆款。

另外，北京故宫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一书中也有数处将粉彩与珐琅彩混淆，可以此推断，两故宫中的类似传世品极可能被误为粉彩瓷。

从时间角度看，“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是“乾隆前期珐琅彩瓷”制作的一个延续，虽然它继承前者的制作传统，但在器型、绘画图案等方面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即较前期制品更加复杂多样。

与以往珐琅彩瓷制品相比，后期制品除增加了更为复杂的制胎造型外，表面普遍使用色地、锦上添花，甚至在口部和底部镀金，另外，在器底足、内部使用松绿釉也是该时期制品的一大特征。

乾隆后期珐琅彩瓷的这些变化与当时的粉彩变化特征极其相似，无疑表明装饰由简练渐趋繁缛，符合该朝彩瓷特点与器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注：乾隆珐琅彩瓷的前后期分水岭具体时间因笔者手中资料不详而暂时难以划分，待考。

图4：乾隆窑描金粉彩开光花卉蒜头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松绿釉装饰进入“乾隆后期珐琅彩瓷”时期，珐琅彩瓷风格也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