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博弈论分析 TXT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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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行动、统一承担结果,不管一个组织有多大,哪怕是一个国家,甚至由许多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都可以成为博弈中的博弈方。第二,各博弈方各自可方在进行决策时(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可选择一博弈中,不同博弈方可选择的策略和行为也常常不同。有时只有有限的几种选择,甚至只有一种选择,而有时则又有可能有很多选择,甚至是无限多的选择策略和行为。第三,进行博弈的次数。在现实的各种决策活动中,当存在多个独立决策方进行决策时,有时候为了保证博弈过程的公平合理,所方的决策又必须要有先后之分,并且在一些博弈中每个博弈方还要作不止一次的决策选择,这就免不了有决策选择的次序问题。因此,规定一个博弈就必须规定其中的次序,不同的次序必然产生不同的博弈,即使博弈进程中的其他方面都相同。第四,决策选择,博弈都会有一个结果表示各博弈方在该策略组合下的所得和所失。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博弈,其结果评判分析是通过对数量的大小比较来进行的。或者说,博弈的结果本身是数量或至少可以值,就是博弈中各博弈方在相应情况下的得益。而济福利等等。可以是正值,亦可以是负值。另外,尽管各博弈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是客观存在的,况。而且在许多博弈中,总是存在着某些博弈方对由于博弈问题是具有策略依存性(即不同博弈方的策略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决策问题,因此,博弈中博弈方的多少就显得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博弈方越少,问题就越简单;博弈方越多,问题就越复杂。事实上,由于博弈方数目的不同,博这一原因,博弈的研究又常常被分为单人博弈、两所谓的单人博弈,就是指只有一个博弈方的博弈。由于只有一个博弈方的单人博弈,不存在其他反应和反作用。因此,相对于人数较多的博弈而言,单人博弈要简单得多。严格地讲,单人博弈已经退化为一般的最优化问题了,即个体最优化的问题。对于这类博弈,博弈方拥有的信息越多,即对决策的环境条件了解得越多,决策的正确性就越高,得益自然也就越好。这是单人博弈区别于两人弈最终要转化为单人博弈来解决,所以单人博弈问在博弈中,关于各博弈方环境、条件的信息不仅是决策的依据,而且还影响着博弈的结果。尽管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缺乏信息就不能决策,甚至也不能绝对地说,拥有较多的信息就必定会得到较多的利益,但至少信息方面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决策博弈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关于得益的信息。在许多博弈中,每个博弈方除了对自己的得益情况完全清楚以外,对其他博弈方在各

种结果下的相应得益也都完全清楚,如“囚犯的两难”中的甲、乙双方。由于甲、乙两囚犯,即博弈各方所处的地位是相同的,因此每个博弈方对双方在每种情况下的得益都十分清楚。但是,并不是所有博弈中的各了解得益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投标、拍卖活动中所构成的博弈。在博弈论中,通常况下得益的博弈,称为“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而博弈方得益情况的博弈,则被称为“具有不完全信模型,是因为在《孙子兵法》中,依据战争的规律,凭借对战争的经验和准确的判断力,已清楚地说明了各种对策下的敌我双方,或者说各博弈方的得益情况。换句话说,《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的是不同得益对策的掌握与使用,而非在博弈中去寻找得益对策信息是决策的前提,不仅不同的信息及不同的信息拥有量影响决策的结果,而且信息完全与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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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信息就是决策。因为在一个单人博弈的框架中,信息越多,即对决策的环境了解得越多越充分,决策的正确性就越高(“计”的针对性就越强),得益也就越好(“计”的效果就越好)。因此,信息的数量和准确性,就成了“决策”(计)的关键。尽管《孙子兵法》中并没有信息的字样,但作为兵法中精髓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含义就是:对自己和他方的信息掌握,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尽管“知彼知己”并不必然带来“百战不殆”的结果,但是不“知已知彼”却必败无疑。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然而,获取信息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成本的支付称为交易费用,它通常是以价值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但在《孙子兵法》中,包含准确判断力和丰富经验的“智”,就成为获得信息,从而克服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算胜,少算不胜”中的“算”理解为“智”或“智慧判断”,即多动用智慧以获取更多的信息,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保障(“多算胜”)。而信息缺乏或不对称,从而无法正确地制定、选择对策,则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少算不胜”)。其一,宏观信息获得与“开战”决策。战争既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的较量,所以开战前就要先了解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信息,并据这些信息来分析、判断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从而决策战还是不战。如《计篇》所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在充分掌握了上述五方面的信息之后,再比较“主孰有道?“将”、“法”的信息把握,就不可能有关于“孰有道”、比较判断。因此孙子说:“凡

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同时,要想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保而全胜”,还要掌握敌我双方的有关“度”、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所以开战之前要首先把握敌我双方的“度”(地域幅员)、“量”(由物质资源的丰瘠不同而不同的产量)、“称”(由经济实力决定的军事实力)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作战及用兵的基本原则,然后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孙子所说: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既不显露出智慧的名声,也不表现为勇武的战功。他们取得胜利,是不会有差错的。其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的作战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能战胜那些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获胜的条件,而后才寻求同敌作战;而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其中所谓必胜其二,对敌方信息的把握与作战对策的选择。敌情的判断,更离不开各种相关信息的把握。孙子认为刚与敌军接触时,主要通过表面的观察来获取信息。这就是“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同时还可以通过自然现象来获取信息:“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另外,敌军的言论和行为,也是获取敌军调动情况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瓦,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其三,军事地理信息的对称与作战方案的制定。实施具体的作战方案,也同样离不开信息的收集和判断。因为不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对策(作战方案),而不同的对策(作战方案)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可能说是最佳的对策。在谈到地形与作战对策之间的关系时,孙子认为,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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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掌握主动,考察地形险恶,计算道路

远近,这些都是贤能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即“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地形有六种,“通”、“挂”、“支”、“隘”、“险”、“远”。他们与作战的关系是:“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日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日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日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因此,要选择正确的作战方案(对策),就必须先获取关于地形状况的信息,还要清楚地了解敌军有可能所处的地形的信息。因为,“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可见,克服信息不对称,是取得战同时,不仅地形不同作战的方案(对策)不同,而且不同的作战地区(军事地理位置)也有不同的作战原则,于是,对有关作战地区的信息的获取,也战,轻地侧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侧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发火有时”,“起火有日”,“非危不战”的原则。所谓“有时”、“有日”都是指信息对称下的,或者说完火攻,月亮行经“箕”、“壁”、“冀”、“轸”四星宿时,适宜火攻。因为大凡月亮经过上述四星宿时,就是起其四,“智”与信息不对称。《孙子兵法》中不仅策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而且同样以相当的文字阐述神奇作用。以“智”来制造信息不对称,可谓“兵者,诡道也”的体现,可谓“兵不厌诈”之“诈”的几乎全部内涵。即制造虚的信息就是“诡道”,而虚假的信息本身,即是“诈”的重要内容。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即用兵是一种诡诈之术,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却装作要攻近处。可见,以“智”制造信息错觉,就是“诡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这段话是说,向敌人诈示}昆

乱,是由于己方组织编制的严整,向敌诈示怯懦,是由于己方具备了勇敢的素质;向敌方诈示弱小,是由于己方已拥有强大兵力。严整或者混乱,是由组织编制的好坏所决定的。勇敢或怯懦,是由作战的态势的优劣所决现的。所以善于调动敌人,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便会听从调动。“敌必从之”,就是使敌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按照我方提供的虚假的或错误的可以说,兵法中以“智”制造信息不对称的思想,具有一种哲学的思辨之美感,而且与道家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讷”;“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思想有着“神似”之妙。所以,《孙子兵法》虽不像《论语》那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蓝本”,但是却蕴含儒(家)、道(家),张扬名(家)、法(家),既闪耀着哲学思辨的火花,渗透着老庄智慧的美感,又展示了兵孙子以“智”为基础,以信息不对称为“诡道”,以扰乱敌方战略决策为目标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间篇》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是想获取有助于我方决策的准确信息,完成这一任问”、“生间”。而散布信息就要想迷惑敌方,使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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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做出正确的对策选择,完成这一任务的就是《用间篇》中的“死间”。因为,“死间”的职责就是故意制造散布假情报(信息),通过我方间谍将虚假情报传给敌间,诱敌上担受骗,一旦情报败露,我间则在谈到间谍的意义时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将师,他们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其功业超越普通人,就在于他们能够预先掌握敌情(获取信息)。要事先了解敌情(获得敌方的信息),不可用求神问鬼的方式来获取;更不可以相似的事情作类比推测来得到;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去作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用间),从那些熟悉敌情的人口中去获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即,如果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将会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正是使用间谍的神秘莫测的方法,也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孙子还强调没有智慧就做不了间谍,也无法把握和判断信息,这正如“谣言始于智者,谣言止于智者”。制造获取信息,既是获取信息的最朴素的方法,同时又此,更在于对信息的认识,和信息与战争取得胜利“计”是智慧的精髓,力量的源泉,也是《孙子兵

研究《孙子兵法》中的“计”,“计”也就无疑具有了于战争的分析中,完全了解敌我双方(各博弈方)在不同条件和情况下的胜与败(各种情况下的得益)的对策选择,因此,如何“得益”,即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是对策(“计”)选择的目标。在博弈论中,把所有博弈方同时或可看作同时选择策略的博弈,被称为“静态博弈”。然而事实上,有些有决策活动构成的博弈中,博弈中的各博弈方策略选择和行动不仅有先后次序,而且后选择、后行动的博弈方在自己进行选择、行动之前,可由于动态博弈中各博弈方的行为有先有后,因此,在博弈方之间肯定会存在某种不对称性。后行选择,而先行为的博弈方却是在自己的决策选择时,非但不能看到在他后面行为博弈方的选择,而弈,而非现实生活中的动态博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孙子兵法》是一个典型的单人博弈模型,不存在另一博弈方,因而也就不存在博弈中的次序问题,即不存在同时决策或是先后决策的问题,从而对策选择中又的确有一个敌方(博弈方)的对策选择,而且我方(博弈方)的对策,又往往表现为对方决策后的结果。因此在理论分析上,《孙子兵法》的动态博弈中,“策略”的意义与静态博弈中存在着差别。在静态博弈中,因为每个博弈方都只有一项选择、行为的机会,因此,策略就是这个唯一的选择或行为,策略与选择、行为都是等价的。但是在动态博弈中,由于博弈方可能有多次选择、行为,且不同的情况,因此博弈方的决策内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选择,而应该是在每次轮到选择、行为时,面临各种情况如何选择、行为的“完整的计划”,因而动态博弈中各博弈方的“策略”就是指这种计划,通常在动态博弈中,一个博弈方的一次行为称为一个“阶段”。如上所述,由于每个博弈方在动态博弈中可能不止一次行动,因此每个博弈方在一个阶段,这正如一场战争要有许多战役一样。由于人阶段的行为,而是取决于整个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动态博弈中决策的全部内容,即各博弈方在每次轮到行为时,针对每种可能的情况如何选择的完整的行动计划,这种行动计划,就是博弈的“策略”。在静态博弈中,“策略”和“行为”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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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策略”与“行动”之间不再等价或相等了。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给刘备的三个锦囊,甚至还要加上让刘备过江招亲等全部之和,才能构成诸葛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计”总是具体的,通常会是一事一计,这种对“计”的解释,也正是在单人博弈中“计”作为“对策”的含义。但是,在动态博

弈中,作为“对策”的“计”则表现为博弈全过程中的体的,那么“策略”则可以是原则的,在动态博弈中它既包括了许多具体的对策和行动,即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体系,同时又通过这些对策和行动来实现自己。因此,本文中所谈的“计”既代表单人博弈中的“对策”,又代表动态博弈中的“策略”。作为“策略”的“计”它是“母计”,而作为“对策”的“计”它是“子计”,一个“母计”下会有许多“子计”,“子计”不仅表现为实现“母计”的每一次行动,而且反映并实现着《孙子兵法》十三篇作为一部军事百科,蕴含着许多战争策略思想。如“上兵伐谋”、“兵贵胜,而不贯穿始终的战术原则,那么作为“母计”的“上兵伐谋”、“兵贵胜,而不贵久”、“择人而任势”、“避实而的策略,而为完成策略,实现策略目标的一切具体首先,“择人而任势”。“择人而任势”的战争策略告诉人们,大凡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把握“势”,“势”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把握这种“势”,将有利于推动事物的发只有先造成一种猛不可挡、压倒敌人的有力态势,士兵才会勇猛无比,军队的战斗力才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要想正确地运用“势”,最主要的是“择人”,即选用能够造势的人。所以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当战争策略(“母计”)确定之后,如何实施策略目标,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从丽不战而先胜,就是具体的“对策”(“子计”)的事。孙子认为,为达到“任势”的目的就要“示形”、“动敌”,就要发挥“奇正”的作用。毕竟“战势不过奇正”,“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这里的“示形”、“动敌”和“奇正”既是实现“择人任势”的“子计”,又表现为过其一,“示形”。所谓“示形”就是在战争前和战种势不可挡的态势。这种态势要如激流冲石,鸷鸟捕雀,张满的弓弩一般。战旗纷乱,人马混杂,在混乱之中作战要使军队整齐不乱;在兵如潮涌、混沌不清的情况下战斗,要布陈周密,保持态势而不致失败。这就是孙子说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蓣弩,节如发机。纷纷芸芸,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其二,“动敌”。所谓“动敌”,就是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军所左右,从而创造我方在战争中的主动态势。具体说

就是:以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便会听从调动;用好处引诱敌人,敌人便会前来争夺。总之要用利益引诱敌人上当,再预备重兵伺机打击他。即“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其三,“奇正”。所谓“奇正”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即“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以“奇正”来“任势”就是要创造出变幻莫测的态势,把敌人把捏于掌中,从而达到“动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示形”(在气势上压倒敌人)的目的。孙子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他还用无比生动的语言来谈“奇正”之妙:“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是说:一般的作战,总是以“正兵”合战,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人,其战法的变化。如天地运行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息。终而复始,就像日月的运行;去而复来,如同四季的更替。乐音的基本音阶不过五个,然而五个音阶的变化,却是不可尽听;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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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种色素,然而五色的变化,却是不可尽观;滋味不过五样,然而五味的变化,却是不可尽尝。作战的方式不过“奇”、“正”两种,可是“奇”、“正”的变化,却永远未可穷尽。“奇”、“正”之阔的相互转化,就像顺着圆环旋绕似的,无始无终,又有谁能够穷其次,“避实而击虚”。“避实击虚”是一种典型的博弈思维对阵。事物总存在在强弱两方面,同时弱者有强的一方面,强者有弱的一方面,如果以弱对强,弱者必败,如果以弱者之强对强者之弱,情况就会大为改观(田忌赛马博弈)。“避实击虚”,就是要学会把握事物强弱之辩证关系,以己之强(实)击敌之弱(虚)。因此,“避实击虚”的关键是“因敌而制胜”。因为“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其一,要学会制造敌方的“虚”,只有敌方有“虚”,我方才有可击之处,“避实击虚”的策略目标才能成为现实,此乃“兵不厌诈”的体现。具体做法是:敌人休整好,就要设法使他疲劳(“敌佚能劳之”);敌人粮食充足,就设法使他饥饿(“饱能饥之”);敌人驻扎实稳,就设法使他移动(“安能动之”)。其二,充分了解敌方虚弱之处,从

而“因敌而制胜”。具体地说就是:要出击敌人无法自救的地方,地区,进攻敌人不曾防御的地点,把握敌人无法攻取的地方。如孙子所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就是进入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境界。其三,要注意信息的收集和制造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制造出敌“虚”我“实”的态势。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做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信息不仅可以使战争的胜负变得可以预测(“胜可为也”),而且还能够使敌人无从与我方较量“敌虽众,可使无斗”。最后,“以迂为直”。“以迂为直”作为战争“策略”的目的是要“趋利避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敌我双方交战,首先要争夺或创造制胜的条件。而要获取制胜的条件,就要善于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以迂为直),把不利转化为有利(以患为利)。同时还要使敌人的近直之利,变为迂远之患,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又先抵达必争的战略要地了。孙子说,掌握了这些,也就掌握了以迂为直的方法了。即“知此迂直其一,“以迂为直”就是要人们学会“趋利避害”。因此,要以是否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来决定是否开战,要先权衡厉害后而相机行动。这就是《军争篇》中所说的:不了解诸侯列国战略意图,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材、险阻、沼泽的地形,不能行军;不利用向导,便不能得到地利。所以用兵打仗必须依靠诡诈多变来取得成功,依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按照分散或集中兵力的方式来变换战术。一切都要先权衡利害关系,然后相机行动(“悬权而动”)。其二,“以迂为直”必须要“避其锐气”而“击其态势,从而消除其锐气的含义。孙子说: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使其士气低落;对于敌军的将帅,可以使其决心动摇。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先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进而等到敌人士气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击它,这是掌握、运用军队士气的对策;用自己的严整有序来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来对付敌人的轻躁,这是掌握将帅心理的对策;用自己部队的安逸来对付疲于奔命的敌人,用自己部队的粮饷充足来对付饥饿不堪的敌人,这是把握战斗力的秘诀。不要去袭击旗帜整齐的敌人,不要去进攻阵容雄壮的敌人,这是掌握灵活机变的原则。其三,要达到“以迂为直”

的境界,还要学会以“迂”当“直”的用兵之法,即不同情形下的用兵对策:敌人占领山地,就不要仰攻(“高陵勿向”);敌人背靠高地,就不要正面迎击(“背丘勿逆”);敌人假装撤退,就不要跟踪追击(“佯北勿从”);敌人的精锐不要去攻击(“锐卒勿攻”);敌人的诱兵不要加以理睬(“饵兵勿食”);对退回本国途中的敌军不要正面遭遇(“归师勿遏”);包围敌人要留出口(“围师必阚”);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穷寇勿迫”)。事实上,当掌握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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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劳的方法时,也就自然进入了“以迂为直”的境纵观《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策略(“母计”)与对策(“子计”)的统一体。策略(“母计”)置于对策(“子计”>之上,对策(“子计”)寓于策略(“母计”)之中,以策略(“母计”)决定对策(“子计”),以对策(“子计”)实现策略(“母计”),从而以行动(具体对策)来完成战争策略(“母计”)的目标。如果从战争必须要有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看,把是,就《孙子兵法》一书而言,它是一部叙事而言理,的,论战而非实际作战的教科书。因此,《孙子兵谋略家,凭借自身高深的人文睿智、在军事方面的和判断力,告诉人们如何在那些已知的和可以预见的环境与条件下用兵用计,从而达到在“慎战”中“全胜”的最佳的战争境界。所以,《孙子兵法》十三篇,单人博弈的最优化问题表现为围绕打胜仗的一同时,本文又是在零和博弈的框架中研究《孙由,基于对战争的一般的价值判断。零和博弈的定义,是从各博弈方策略选择的结果出发而厘定的。当一方的收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时,各博弈方无论如何决策,最终的社会总得益,即各博弈方得益结果之和,为零时,博弈就进入了零和博弈的状态。而战争的结果,尤其是传统的古老的战争形式,正文明的漫长历程中不断经历战争,尽管战争本身有胜利方和战败方之分,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战争毕竟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的生命的践踏,从而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与浪费。因此,战败的不仅仅是战败方,而是人类自己。从社会效用和福利的角度来讲,战争是没有赢家的,哪怕是正义的战争。因为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并不代表社会财富和福利的战争状态,也是一系列战争对策选择中的最好的策略选择。因此,它具有选择中的最优化的含义。“上兵伐谋”与其说是一种战争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战争境界,它源于孙子对战争的认识和正确的战争观,也是孙子“知武而非好”的军事文化智慧的其一,“慎战”——避免零和博弈的战争观。相对于战争,和平是最佳的

选择;相对于好战,“慎战”是最佳的选择;相对于旷日持久之战,速战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孙子关于“慎战”、“速战”的战争观,是在一定条件下(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的最佳的战争观,它是上兵伐谋的思想背景。孙子清楚地知道,尽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争会消耗社会资源,所以要“慎战”,而一旦不得不开战,也要“速战”。因此,《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同时又看到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凡用兵之法,驱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战争中取胜,就要速胜。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屈力殚货”。而“速战”则可以一方面减少因战争带来的巨大耗费,又可以解决补给困难的问题。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的弊端,利,还要具有“因粮于敌”和“胜敌而益强”的智慧。孙子认为,明智的将军总是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的供给问题,这既可以解决我方的给养,又可造成敌方的穷尽,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战争的进程。优待俘虏兵保障其供给,混合编入自己的作战行列,就可以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强大。这就是:“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其二,“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具体体现。从用兵的策略来讲,“上兵伐谋”可谓上策中的上策,即最佳的策略选择;从战争的一般原则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谓高明中的高明,即最佳结果;同时,作为最佳选择之最佳结果——“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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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通往“最佳”的选择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然而战争的“利”、“害”选择既不是简单的多寡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是战争观和战争理念的问题。因此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曾说,“慎战”和“速战”是“上兵伐谋”的思孙子说,一般的战争指导法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为上策,而击破敌国就略逊一筹;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溃敌人的军队就略逊一筹;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打垮敌人的旅就略逊一筹;使敌人全卒完整地降服是上策,而用武力打垮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溃它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才是最高明的。可以说,在上述“次优”和“最优”的选择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

用兵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孙子把用兵的策略分为四个等级,即最优(上策)、次优(其次)、再次优(再次)和最差(下策)。并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即用兵的上策是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联盟,再次就是直接与敌人交战,击败敌人的军队,下策就是攻打战,夺取敌人的城池而不是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是靠久战,一定要用全胜的战略思想胜于天下。这样做既不使自己的军队疲惫受挫,又能取得如果说“上兵伐谋”是孙子“慎战”思想的体现,那么全胜则是“上兵伐谋”的结果。当然,正如“慎战”并非不战一样,“上兵伐谋”也非不战,而是讲究如何去战,即如何以最小的社会资源消耗,去获取驭战争的全过程时,当战争过程中的对策选择总是沿着最优的路线进行时,也就进入了“上兵伐谋”的境界。只有“伐谋”,即用智慧、头脑而非单纯用肉身去打伐的兵,才是“上兵”,即最优秀、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上兵伐谋”具有以最佳的方式达到最佳的结果的,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其三,“知胜有五”——实现最优化的条件。尽种选择,但相对于最优而言,毕竟是次优的。当然选择是要受当时的条件、环境制约的,当条件、环境发生变化时,选择也会发生变化,同时次优的选择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最优的选择。换句话说,在选择的全过程中,选择链条中的最优,在条件发生变化后,未必依然是最优;而选择链条中的次优,在条件发生变化后,可能成为最优。既然条件和环境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和对策的相对最优化,那么创造有利于最优选择的条件和环境(这很类似孙子所说的“势”),把握最佳决策的机会(“任势”),所谓把握胜利的五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实现全果(“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因此,也可以把实现“全胜”的五项保障看成的:“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者,能够胜利;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者,能够胜利;全军上下意愿一致者,能够胜利;自己有准备来对付无准备的敌军者,能够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的,能够胜利。所谓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三种情况,可以理解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

,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使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使军队后退的束缚军队的行为;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行政的迷惑将士的行为;不懂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指标的使将士疑虑的行为;这三种国君的行为将会自乱其军,徒失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以尚智贵谋,慎战节武为特征。这种建筑在战争反思基础上的军事文化,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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