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浅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早在明治初期便已出现萌芽，到自由民权运动时正式形成，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发展成熟。

日本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对明治维新起到了补充和推动的作用，并且在这场运动中发展成型的民权思想在日本的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由民权运动中，民权思想家们提出的关于实现民权的政治构想，对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逐步完善资本主义代议制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其民权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的一面，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中隐含着的“愚民观”以及民族扩张主义等思想观念对近代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标签：日本；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近代日本的民权思想，主要是通过明治早期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士族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传入日本的。

这个群体的著作不少是介绍西方民权思想，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萌芽的出现，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的作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正是日本民权思想的集体觉醒。

这场运动主要由资产阶级中的士族知识分子领导，他们明确提出开设议会、订立宪法、减免地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这些正是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存在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进行的有力补充。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主要是借鉴西方的经验，但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差异。

西欧的资本主义是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的，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却是从封建的包买商资本转化而来，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产物〔1〕。

近代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其自身存在着的封建因素，使得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折射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以资产阶级为主要载体的民权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

一、自由民权运动：日本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意识的觉醒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发生在明治维新期间，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追求自由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社会政治运动。

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的文明开化进程，在思想方面，日本从西方引进了激进主义的人权思想、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权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思想〔2〕。

这些思想中蕴含的人权与自由理论与精神，在近代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自由思潮，对幕府统治时期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力，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1874年1月，因主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前政府参议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人，结成日本最早的政党爱国公党，并发表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

此后日本其他地区也迅速建立起民权组织。

早期日本民权思想启蒙家和民权运动家，纷纷阐发各自对明治新政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构想，自由民权运动便由此开始。

1875年，全国性的民权组织爱国社建立，并于1877年6月向天皇进呈请愿书，正式系统地提出了开设议会、减免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

此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了，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1880年代初的“酒店会议”〔3〕、“福岛事件”、“高田事件”则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逐渐走向顶峰。

自由民权运动发展到后期，其斗争形式和主体都有所变化。

其斗争形势从结会请愿转变为武装斗争，运动主体则从最初的下层士族知识分子、豪农富商，扩大到中农、贫农和中小手工业者。

但纵观全局，这场运动的领导权在长时段内，一直主要掌握在士族知识分子和豪农富商的手中。

此外，运动的形式也主要以合乎明治政府法度要求的结会请愿等比较和缓的手段为主，具有显著的近代民族民权运动的特征。

最终由于政府的分化策略，以及自由民权运动领导阶层自身的局限性，这场运动中聚集的主力到1887年便逐渐瓦解了。

自由民权运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意识的觉醒。

自由民权运动前期主要体现了中小资产阶级渴望参政的政治诉求。

这一阶层中有不少深受西方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最早萌生自由民权意识。

如较激进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下级武士出身，被称为“东洋卢梭”。

他翻译了《民约论》，提出“君民共治”说，强调限制王权，让人民参政。

他曾形象地表述：自主的“主”字，就是在君主头上顶上钉子，杜绝其独断专行之可能〔4〕。

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小资产阶级，对自由权利与参与政治的强烈诉求。

明当时的自由民权思想家们，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政府外形虽有所改变，但其专制压抑的本质未曾动摇，人民“愚民”状态犹存，明治政府留给人民的些许权利，并不能改变其卑屈的地位与不信任政府的畏惧态度〔5〕。

自由民权运动将原本只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的民权观念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性政治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中小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观念从简单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进而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

譬如“国会期成同盟”向太政官递交的《开设国会请愿书》中列举了九条理由，其中就包括——人权是天赋的，要求参政权是天下之通义。

运动中建立的党派组织往往采用各种手段，来宣传各自的民主政治思想，自由民权意识也逐渐为广大贫农等社会底层大众所接受。

藉此自由民权运动的民众基础得到扩大，也增强了它的政治影响力。

二、私拟宪法：日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体系的成型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各派别组成的党会大多尝试过，根据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草拟宪法。

这些宪法草案汇集了自由民权派的民主自由权利观念，和有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思想的精华。

自由民权派将这些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政治生活的构成元素上，提出了建设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创想。

私拟宪法则标志着自由民权思想体系的成型，这种思想拥有了政治团体作为载体和传播媒介，并且逐渐凝聚了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力量。

各团体所拟定的宪法草案具有总结性和纲领性，它表明在自由民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权思想逐渐走向了成熟。

各自由民权者或团体所创拟的宪法均反映了创拟主体们的历史任务、政治要求，进而体现了其自由民权思想的核心。

自由民权派希望能够推动明治政府进一步完成资产阶级改革，促进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确立和立宪政治的实现，以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6〕。

这一历史任务中还隐含着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即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反对专制，并且要求改变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是限制专制权力和维护资产阶级广泛的参政权的有效方法，也是自由民权派合法地表达政治观点、实现政治理想的程序与制度上的保证。

因此自由民权派从运动最初便一直主张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除了受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寻求能确保其自身参与政权的合法性的途径。

此外，自由民权派还进行了制定宪法的尝试。

自由民权派提出的开设议会和制定宪法的主张，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被明治天皇政府采纳，此后自由民权者或团体先后草拟了40多部宪法〔7〕，这些宪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宪法有：爱国社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国国宪案》、都市民权派的《嘤鸣社宪法草案》和地方民权派千叶卓三郎提出的《日本帝国宪法》。

这些草拟宪法蕴含了自由民权派先进的宪政思想，如植木枝盛起草的宪法草案主张：建立由民选产生、有立法全权的一院制议会；建立责任制政府，架空天皇实权；保障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和信仰自由等权利等等〔8〕。

再如1879年末金子坚太郎、末广重恭等人起草的《嘤鸣社宪法草案》，提出了两院制、议院内阁制、限制选举以及关于限制人权保障等宪法构想，反映了自由民权派政治思想的成熟。

自由民权派在草拟宪法时，较为注意分析国权与民权两者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以来，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对立关系仍然存在。

对于二者谁居主导位置，自由民权派内部其实也存在着分歧。

植木枝盛在其著名的《民权自由论》中曾指出：“国本集民而成，故欲张国权，则不可不先张民权，民若不独立，则其国难于维持”。

〔9〕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前期，借助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民权在舆论上压倒了国权。

1881年之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扭转，国权确立了实质性的优势地位。

日本确立了德意志式的宪法体系并吸收了德国的官僚思想，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标志。

此时国权与民权的态势为“民权为主，国权为从，民权思想高，国权后劲足”〔10〕。

在这种种跌宕起伏的复杂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经历了重重考验，因而愈发深刻和完善，并逐渐走向了成熟。

虽然无法突破日本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不少民权思想家已能够超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层面，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来思考民权、国权等相对关系，体现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走向成熟、逐渐成型。

三、“愚民观”与民族扩张主义：日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局限性日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它对民权主体范围的划分中隐含的“愚民观”以及逐渐走向极端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

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明治维新起到了推动和补充的作用，但同时它也表现出一些具有负面影响的价值取向。

首先，“愚民观”是自由民权派中的上层领导阶层思想中隐含着的负面因素。

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阶层主要是出身于中下层士族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多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观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精英意识，很容易将处于知识分子体系之外的社会下层的贩夫走卒群体，排除在民主政治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自由民权运动追求的民权主要是政治上的自由，而非人身自由。

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宣扬民权的主要目的，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要求，这便直接将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农、小商贩等阶层排除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之外。

虽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中后期，广大贫农和小手工业者等阶层被广泛地纳入到这场活动之中。

如自由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并对政府施加压力，渐渐走向农民，把争取民定宪法的斗争和要求改善农民地位结合起来，以取得农民支持。

虽然联合起来的阶层在利益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二者的最终目的终究不同。

一些民权思想家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对平民的政治能力的否定，如福泽谕吉，他原为下级武士，后失去武士身份，成为浪人。

他主张人人平等，人民是国家之主，政府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因而人民有权推翻实行暴政的政府〔11〕，不过他心目中的人民并不包括广大下层群众。

对于底层民众，他只要求遵从国法，安分守己。

另外，类似的观念在自由民权派草拟的宪法中也能一窥端倪，宪法文本中的“人民”并未有明确的定义。

从实质上来讲，获益更多的显然是占据社会优势资源的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自由民权思想之中之中蕴含的国家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走向极端国家主义，并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早期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民治政府中“征韩论”派的落败，民权运动分子受镇压后，便纷纷转变为主张对外扩张势力的日本国权论者了〔12〕。

民权思想家与国权论者都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因此前者往往会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为本国的民族扩张主义进行辩护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