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1949核心翻译术语简介

清末至1949年核心翻译术语简介

信，达，雅：（严复）

严复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三国时支谦《法句经序》中提到过的“信”、“达”、“雅”三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排列组合，明确地将其作为“译事楷模”，成为“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也是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当然，它也一而再，二而三地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始终不倒，仍然屹立着，一直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译学研究者。

达旨（严复）

源出《晋书.裴頠传.崇有论》，意为“表达意旨”，或者说“表意义之所在”。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达旨”就是“表达原文的意思”。严复在《天演论》中说：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大致意思是说“译文不斤斤计较逐字逐句的对应，而意义则不使违背原文。我之所以说这是达意，而不称笔译，只是取其便于正确发挥，但实际上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

这种“达旨”式翻译法，也作“非正法”，是以原作为信息源泉，为满足特定条件下特殊读者的需求，采用删、增、改、按等手段，成功实现中西文化不同价值体系间转换的翻译方法。历来学者们认为这种翻译方法不可取。如傅东华在《译书感言》一文中也说到”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译学(蔡元培)

蔡氏认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所谓政界的译学，自周时“有夷蛮戎狄之号，即有象寄译鞮之学，以人象胥掌客舌人之官”。其后，历代都有政界之事，特别是到清朝，“开国即有俄罗斯之约，道咸以后……”

由此可见，蔡氏所谓“政界之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这是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因此“译学所以亟也”。这是将翻译与外交相结合的广义的译学。

蔡氏所说的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的翻译。

后来蔡氏对译学作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论述。他认为，不仅外国语教师所教的外语是译学；而且即使是国文之书，也不管它是科学，文学，只要一作翻译，便不能一字不易，只要一作记录，也不能一字不易，尤其是我国的古文与口语也不一样，也是译也。

由此可见，蔡氏在这里发挥了我国唐，宋以来“译即易，谓换言语使相解也”的意思。

蔡氏非常独到地给“译学”作了个广义上的论述。我们今天的翻译者能否受点启发给“翻译学”也有个较明确的论述呢？

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蔡元培）

蔡氏同时也提出了“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之说。

“是故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域以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为之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文词者，言语之代表；言语者，意识之代表。同一意识也，而以异地之人言之，则其言语不同。是言语之于意识，并非由必不可译之关系，犹＋－×÷之于加减乘除也，犹HOCN之于氢养炭氮也。是由意识而为语言，一译也，此中外之所同也；由语言而为文字，再译也，此我国所独也。”

由上可知，蔡氏所谓的“横译”就是异域语言的翻译。“纵译”是古今语言的翻译。由意识转化为语言，是“一译”。由语言转化为文字是“二译”。（所谓的“二译”跟前面提到的“纵译”相近，是指当时我国言文不统一。这一看法也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根据）

横译是一种共时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纵译是历时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

直译与意译（鲁迅，周作人，茅盾，邹韬奋）

20年代初，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简称周氏兄弟）开始鲜明地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

周作人强调直译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进行。他认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那是曲解了直译的意思。按他主张，直译与意译相去不远。鲁迅则主张是否应该采用直译方法，还要看译作读者属于哪一类：甲有很受教育的。已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书若是译给甲类读者看，则一定要用直译。“宁信而不顺”。对于意译人们也存在误解，以为意译乃不顾原作的内容，而任凭译者自由增删，以求“达”之目的。正确的意译乃是在忠于原文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使用符合本族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这种翻译目的在于对读者负责，让读者可以读懂，否则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直译与意译的共同点在于“信”与“达”。其区别在于：主张直译者尽力保留原文中语言的方式，即要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而主张意译者则反对诘屈聱牙，而不合乎本国文法的词句，即反对欧化等表达方式，而主张使用汉语的表达方式。

自从周氏兄弟提出直译之后，直译与意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之间，学者翻译家们行进了无休止的争论。实践表明，翻译的方法应该是习惯上所说的直译与意译的结合。朱光潜就认为“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原则上来讲，两种语言愈相近，直译的比例愈大，反之，意译的比例愈大。但是，从短语级以上的句法结构来看，意译应该是主要的译法。所以正确的译文应该是忠实的意译的产品。

重译（转译）（郑振铎，鲁迅）

重译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即译自第三国语言的翻译，有人也称转译。当然转译自第三国的语言的汉译，在重视程度及风格上，往往难与原著一致。

郑振铎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了重译问题。他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第三个问题就是“重译问题”郑氏指出：“如此的辗转翻译的方法，无论哪一国都是极少看见的，但在我们中国的现在文学世界里却是非常盛行”。郑氏认为，首先，这是一件“很伤心的事”，说明中国当时文化事业之落后与文学界的寂寞；但是这是客观现实条件决定的，是不得已的，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次，他认为重译不可避免地有所隔膜，甚至有出现差错的危险，但

这一工作仍然具有必要性和价值。

鲁迅在《花边文学.论重译》一文中就说过：“中国人所懂得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易普生，没有伊夲聂，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可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

由此可见，重译虽然不可取，但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复译（鲁迅）

复译即重复的翻译。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指出：“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半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唯一的好办法就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鲁迅又说：“而且复译还不知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

由上可知，重译是精益求精的一种要求，也是语言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需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的用法上，复译本和重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形似，意似，神似（陈西滢）

陈西滢以雕塑和绘画之比，说明翻译也有形似，意似，神似三个品级。“最先所说的肖像只是形似。第二类超乎形似之上了，无以名之，我们暂名之为意似，到最后一类才可以说是神似”。

关于这“三似”在翻译中的地位和总体格局，我们简述如下：

一．形似：过分拘泥字面，往往是直译过死所致，常忽略了风格的传达。

二．意似：超乎形似之上，能顾及风格的传达，富于原则的个性。

三．神似：只是“不能翼及的标准”如伟大的诗篇，难以找到同样伟大的译者来译。

关于“三似”的翻译标准，也有人提出批评（如曾虚白）。后来也有翻译家这三个似划分为“形似”“神似”，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曾虚白傅雷，徐志摩，卞之琳。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傅雷。

译意，译味（金岳霖）

金岳霖指出：“翻译大致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这里所谓的译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感情上的意味，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

从理论上来讲，译意指的是翻译概念意义，而译味指的是翻译情感意味。而在实践上要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措施。但是，作为选择，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不过有两点可以考虑。一是要看所译的字句。即应当重意还是应当重味，即文本本身的特点。二是要看译者的注意点，也就是说，译者在这里有相当的自主权，有主观上更重视何者的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