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福建“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曾国新

2005年5月16—20日,由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侨联、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承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在福建举行。活动主题为“热爱和平、睦邻友好、合作发展”。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在长乐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开幕式暨中国长乐郑和开洋节仪式；在福州市举办“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参加福州市“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参观郑和下西洋在福州、长乐、泉州等地的遗迹及福州船政文化、泉州“海丝”史迹等；在泉州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闭幕式等。应邀参加活动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20多个国家的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有关人士共700多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张克辉，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以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5月18日在福州市举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乡亲参加。这是国内首次把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联系起来的国际学术论坛，旨在宣传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业和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弘扬郑和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研讨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展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进行睦邻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广泛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

与合作，加强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的友谊，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论坛共收到海内外专家学者１００多篇高水平的论文，２１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了演讲。大家围绕郑和与华侨华人主题各抒已见，有的阐明新观点，有的提出新问题，有的论述原有研究基础上的新成果，有的考辨史料发掘的新发现。现将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盛世。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在《论郑和下西洋与睦邻友好政策》中阐述了明成祖的治国方针：对内以“休养安息”为经济政策的核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对外以“怀柔”、“抚绥”为宗旨，争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暨南大学廖小健教授《明初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一文指出，明成祖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外交政策，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和平安抚政策，启动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壮举，和西洋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前元朝政府与东南亚诸国官方往来偶然性的局面。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在《郑和下西洋与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中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在中国已知范围内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从而创造一个以“礼”为核心的和平外交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

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梁立基教授和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赵和曼研究员在各自论文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明朝与诸国的“宗蕃”（或称“蕃属”）关系，与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宗属”关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前者关系是名义上的，象征性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明朝政府完全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互不侵犯。中山大学余定邦教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明

实录》称旧港为“爪哇国旧港宣慰司”。尽管明朝在旧港置宣慰使司，但它一直认为旧港隶属于爪哇的满者百夷王朝，所以铸给爪哇国旧港宣慰使司印信。厦门华侨博物院的林翠茹在《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中也列举了以下史实：尽管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对私自出海的“流民”采取十分严历的禁止政策，但当时有许多国家以华人作为本国的使团成员前来中国通交时，明朝对这些华人“使者”仍然予以外交礼遇而未施加任何惩处。

不少学者谈到，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盛世，可惜这种盛世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梁立基教授剖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阶段，还没有出现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郑和下西洋只是被定格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上，通过朝贡贸易体制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宗蕃关系，而不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促进国内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台湾学者谢台喜在《郑和下西洋动因之探讨》中指出：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对海洋的发展一向未予以重视。我国历代外患都来自西北游牧部族，而海疆数千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为我国海防之先声，惜尔后国人未能重视海洋，以致鸦片战争打破了海疆门户，陷中国百年来遭列强之欺凌。

二、郑和下西洋推了动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是本届论坛争论最激烈的议题。许多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外移民潮的形成，并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教授《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一文认为：郑和下西洋造福于东南亚华侨，郑和开拓东南亚的成功开创了华侨开发东南亚的新时代。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李鸿阶所长

在《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中阐述：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宣示了国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力；采取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维护了华人移民的正当权益。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云南省社科院刘稚、福建省社科院张学惠、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廖楚强、厦门华侨博物院刘晓斌，福建师大詹冠群、王立芳等专家的文章，也都从另外角度或根据不同史料阐述了类似观点。

针对部分学者将生擒旧港陈祖义事件看成是针对海外华侨的行动的，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指出：站在郑和船队维护朝贡贸易体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逼不得已的。况且，郑和对于同样是海外华侨的旧港头目施进卿就是温勉有加。可见，郑和的行动针对的并不是华侨，而是破坏朝贡贸易秩序者。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刘锦庭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四次到过泰国，很受泰国皇室和人民尊崇。其后，粤闽先民成群结队沿着郑和走过的海上足迹漂流过海。到16世纪时，泰国华侨聚居之处被称为“奶街”，形成了“唐人街”的雏形。泰国在大城皇朝中叶，禁止泰人与外国人通婚，惟独不禁华人。这种特别待遇，使华泰通婚所生子女日益增多，16世纪中叶其人口可占泰大城市人口的1/4。如今泰国华人的准确数字已无法统计，华裔泰国人很难清楚界定。华侨带去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与泰人一起，同甘共苦，逐步成为橡胶园、甘蔗业等的主人，落地生根。

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叶北洋先生在论坛上介绍了在非洲发现“郑和村”的事实。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在《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中阐述：郑和远航将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推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