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提纲

人口红利的定义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

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

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

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

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1978 年到2011 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GDP 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前进。

人们纷纷研究导致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因素。

人口红利因素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

蔡昉和王德文的一项研究（1999）表明，如3.1 表所示，物质资本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人力资本的贡献24%，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对增长贡献了21%，剩余3%未解释。

根据上述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

中国具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并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因素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乡村存在大量冗余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的格局被一步步打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逐渐可以自由的流通。

农村冗余的劳动力被大大释放，并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人口结构图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相对应的总人口抚养比也呈下降的趋势，并且与国际社会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比例较高和抚养率低，会导致社会储蓄大幅增加，进而拉动社会投资，形成典型的“三高”局面。

另外，人口红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3.2鸟瞰其影响机制。

利用好人口红利，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多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评估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教授作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谓广为人知。

该理论将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农业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两个部门，在农业经济部门中存在相对于土地和资本来说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甚至负数。

而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在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之下,农业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去就业，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元经济。

这个体系的存在会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个时刻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恰好超过劳动力的供给的增长,值此之后，继续吸引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迎来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评价其人口红利的现状，要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其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在《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一文中分析，如果将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将城镇就业年增量当做劳动力需求,则可清晰的观察到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格局，如表3.1所示。

如果将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数量,即城镇居民就业的人口与农民工就业人口增量之和,将其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进行比较。

则可从中看到, 2002 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显然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蔡昉认为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重要证据[40]。

另外，在学术界中，都阳、林毅夫等人皆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

但刘怀宇、马忠等人则发表质疑，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假象，中国仍旧会享受人口红利。

本文根据以下信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大幅下降，老龄化水平超出国际老龄化社会红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市场需求逐渐超越市场供给；全国各地连续多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基本判断。

本文认为，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红利的问题劳动力数量(罢工潮，个人利益受到严重剥削)和质量（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查。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仅10％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

劳动力质低下不仅制约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红利的实现与扩大）不足、老龄化（目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形成后期效应。

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期时间结构也随之变化。

其中中国人口丰裕期和后红利期都很短。

中国快速进入后红利期和负债期）和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大学生失业人口存在是一种浪费，失业人口不仅不创造红利，还要对冲销部分红利，使人口红利对经济促进作用大打折扣）、高资产价格（虚高的房价导致了房地产的畸形发展，直接威胁到实体经济的投入。

对实体经济的投入产生明显的挤兑效应。

房价急剧攀升，年轻购房者往往以牺牲三代人的储蓄和购买能力为代价，造成了几代人的购买力被透支）、国内红利分配失衡(地区分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各类生产要素和劳动力都向东部地区流动。

这就造成了东部的人口红利效应更加明显。

分配体制：职工工资收入与国家收入间比例严重失衡．分配率逐年下降。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3．3：1，行业间差距最高达15倍。

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预期分配：只涨利润不涨工资，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如果政府无意减税，完全要求企业让利，则会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导致资本外逃，同样不能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红利的争夺（留学移民导致高层次劳动供给减少，廉价出口导致人口红利被国际资本瓜分，财富外流导致收获的人口红利消失）。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凸现或持续。

人口红利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影响1、“用工荒”导致出口企业无法完成订单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仅为2481 万人，从人口结构上看，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不到20 % ，农村可供转移的“壮劳力”所剩无几。

另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 年度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下降8.9% ，尤其是珠江三角地区，2009 年该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较2008 年减少22.5%。

且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4 ，我国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明显不足。

且东部缺工现象较中西部更为明显，东、中、西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7、1、1.01；而东部地区内，闽东南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环渤海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岗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已经超过1，分别达到1.27、1.09、1.01 和1。

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手里有订单，但是劳动力紧缺却不能保证企业保质保量按时交付订单。

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推高企业成本近数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几乎保持同步，该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以富士康为例，普通员工的最低薪酬，已经由09年的900元，攀升到2012年的2100元。

数据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2011年整体薪酬增长率为13.18%，仅次于金融、高科技、房地产及医疗行业，一线生产员工的薪资涨幅达到21.64%。

近数年以来，全国各省区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人社部规定，各地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不得低于13%，2012 年，北京最低工资从1160元调整为1260元，上海将从1280元调整为1470元，深圳最低工资由1320元上升到1500 元。

劳动力价格的持续攀升，大大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占比较大的出口型劳动密集性企业。

在全球的产业布局环境之中，因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了劳动力价格飙升，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诸多国外企业，纷纷将制造基地转投人力成本依旧廉价的印度、越南、泰国等国家。

人力成本推动原材料价格上升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以后，伴随着出现了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农民工工资水涨船高，而劳动力价格的压力紧接着就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个社会生态整体工资水平上浮，并带动全国CPI 巨幅上涨。

这和60年代的日本及70 年代的韩国，遭受“刘易斯拐点”后的状况如出一辙。

均出现高通胀和整体工资螺旋式攀升的情况。

一直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浮导致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而此次，大众普遍认识到，即使忽略食品与能源价格上涨的因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同样也会推动物价水平提升。

总之，在人力成本上升之后，进而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材料的上升。

劳动密集性企业面临成本全面提升的压力。

劳资纠纷矛盾加剧“过去的工人相当好管，一日三餐，极少问别的东西，十分能吃苦，特别能忍。

”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都有类似认识。

但现在，工人开始为自身维权，越来越关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以及人文需求等诸多问题，尤其对繁重且重复性高的工作类型排斥严重。

提高工资水平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资合作中一系列变化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变化来自劳资双方在各种权益上的博弈与挪移。

遭遇13 位员工相继跳楼事件后，富士康成为了全国声讨的焦点。

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新一代农民工关于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日渐“觉醒”。

但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旧认识上有误区，管理上不到位，手段上欠科学，特别是面对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应付能力明显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站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之下，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与东南亚等具有丰富人口资源，且发展较为滞后的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一步步丧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人海战术”必将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基于这一重要的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向更高的劳动力附加值方向转变，实现自身角色的延伸和迁移。

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发展模型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在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的宏观大背景下遭遇艰难的挑战，其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第一，技术含量低，不能创造足够的附加值，多属于初级、低级产品，不利于抬高竞争门槛，实现差异化竞争。

第二，品牌意识薄弱，自拥品牌率较低，很多企业满足于代工，因此对市场形成严重的依赖。

第三，管理粗放，不仅与员工的内部诉求不相符，也与企业的整体的跨越式发展不相符，严重阻碍了企业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