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鲁迅时代的“自由主义者”

在一个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时代，在一个以谈论“自由主义”为荣的时代，在一个以嘲笑崇高解构大师的时代，在一个逐渐丧失血性泯灭良知感情干瘦的时代，拙笨的我依然谈论被精英知识人丢弃“超越”了的鲁迅，这注定不合时宜。不时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鲁迅已成了垃圾桶”、“一个健全的社会，应以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流”，宣布什么“要将鲁迅送进垃圾桶”，甚至以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为参照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个社会(包括知识界)对鲁迅对我们民族的意义认识得不够误解得太多，应进一步深入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我坚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发的潜力，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时，文化启蒙者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于是困惑中探索在探索中坚守，成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尝试着探索从鲁迅的精神资源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90年代以来，我在一种盐碱地一样的中国文化氛里，强烈地感受到了一无所赖的精神痛苦，感情上比任何时候都能靠近鲁迅，苦闷、焦灼、傍徨，四顾茫茫。在无限狭窄萎缩的精神格局之中，无物之阵的痛苦加剧，现实生活中的无聊、暴力、仇恨、奴役、对抗，让我一次一次亢奋又一次一次地荒寒起来。

读鲁迅的书，我时常震惊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尤其是人的心态的深刻洞察和批判，他对国民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奴隶本质的剖析，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聚焦批判，常常把我从浑噩中唤醒。不知是鲁迅帮助我认识了生活，还是生活促使^_^向鲁迅。总之，逃开鲁迅几乎成了一种枉然。鲁迅那种站立在思想废墟之上的深刻怀疑，形而上的生存之感，那种抵抗传统而又摆脱不掉传统的“中间物”意识，久久纠缠着我的神经，带着这样的追问我在茫茫的大荒原上追赶着先生笔下的过客。

鲁迅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大家。要想超越他，就不是多读几本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深度才行。(刘晓波)鲁迅一生以人生为学问，梁实秋等以学问为人生，两人实在不在一个档次。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国文化中独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这就是光辉的“立人”思想，“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整个一生。而中国民族的国民性与奴隶概根性又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阿Q”形象就是国人劣概根性的象征，鲁迅借用这一形象主要讽刺中国知识分子，是企盼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悟出自己的奴性，摆脱精神胜利法这

种心理上与思维上的奴性窠血。中国要强盛，必须涌现一批脱掉奴性真正拥有独立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鲁迅正是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才把反奴性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他们身上的。然而，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很多，奴性的由来涉及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几个方面，仅仅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文化的熏染，而集中对知识分子奴性的批判，虽然是一个误区。以鲁迅的智慧，他不会看不到这点，而是他的特定身份与他改造国民性的特定方式，决定了鲁迅只能把反奴性的主要对象定为中国知识分子。但不能说明，鲁迅对愚昧的大众不持批判态度，而是他的精力有限。鲁迅的后期是在一种极其苦闷、窒息、凌乱、倦怠、怨恨、仇恨之中度过的，他性格中的阴暗面暴露无遗，四面出击，陷入与论敌的苦斗之中。他早年倡导的“排众数”(个人自由)抛在脑后了，怨恨与绝望充斥着他的大脑，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他考虑什么欧美宪政的建议意义吗?处在那样的环境或许鲁迅只能关心“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议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当然没有明确主张。有人批评他“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些都是表象，没有证据表明，鲁迅不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是当他发现胡适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象廷臣一样依附于既定统治秩序，口口声声发表什么“民主”、“人权”之类的话，感到没有出路。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否定鲁迅是不是宪政主义者。胡适在观念上企图承受西方知识分子“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精神，而在行动上竟演变为一种类似“帮闲文人”的奴性人格。他在1933年4月8日给汪精卫的信中反复说什么做国家的“诤臣”和政府的“诤友”，实际上这种自觉的奴性，导源于他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在这一点上，鲁迅远比他清醒，丝毫不和传统调情。

事过多年之后，在我们对鲁迅厌倦之后，突然做梦地想起了胡适。我们抬出了他的民主宪政，知识界讨论“自由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怎样建构一个政体，以及该政体对国民性的改善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著问题了。我也和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向往一个没有专制和暴政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到来，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也经常阅读自由主义知识者胡适、殷海光、刘军守、哈耶克、柏林、杨小凯等人的文章，如果说胡适、刘军宁、李慎之这样自由主义知识者的文章还算温和易懂外，网站论坛上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却让人不敢领教，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一下子掉下了多种玄乎的术语，充诉着空洞的学术术语，讨论起问题，一副毋庸置疑的口气，言语之间容不得别人说话，他们把“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挂在嘴边，仿佛真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似的，别人若是有不同意见，就是“愚民”、“榆木脑袋”，有的“自由主义者”急火攻心，上来就摆出一副“民主斗士”的模样教训别人，有的“自由主义者”倒是修成罗汉金身，耳听八方，摆弄着丰富的生存智慧，熟练地烹饪着高级幽默，满嘴温和，不露声色的调侃，一本正经的圆滑，驾驭文字的技巧炉火纯青，真让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后生自愧不如。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他人就是障碍，环境就是天敌。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不从自身做起一点一滴去改变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呢？他们给这个弊端丛生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宪政”，但在争论起问题时，却是“一个都不放过”的态度，口口声声“自由主义”，却不让别人谈论“怎样成为自由主义”，往往点了一下他们的穴位，他们就迫不急待地围攻过去，朝着那些人“专制”起来，这是何等的荒谬呀。有的“自由主义者”借谈胡适抹杀鲁迅，实际上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