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转轨十年

波、匈、捷、罗、保、阿等国政局于1989—1991年底先后发生剧变并导致社会制度更迭，民主德国遽然消失、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解体使该地区国家的总数变为12国。

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变化，多数国家转型改制大体定局，但不同区域国家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各国在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深层次矛盾也进一步凸现，在世纪之交及进入21世纪后仍将经受新的考验、探索和抉择。

体制改革初步成形
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磨合，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外交走向基本纳入西方轨道，整个地区局势产生相应变化。

“西化”政治体制大体定型，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西方式“民主”议会制度初步确立，三权分立已具雏形。

多数国家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仍然激烈，但已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党派对垒多在议会进行，议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依照宪法进行较量的辩斗论坛。

总统、议会和总理已成为驾驭政权的中心。

剧变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实行政治多元化，在政治领域允许多党并存，一时大量政党和组织纷纷宣告成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政治的逐步成熟，相当一些政党和组织由于缺乏明确及具有实效的政治经济纲领和社会支持，已经逐步消亡。

同时，现存政党不断向两极分化，基本已形成左右两大派政治力量，相互角逐，在议会选举中力图通过自己的竞选纲领争取民众的支持，以战胜对方，获取执政权。

当前，左右翼轮流执政已成为东欧国家政坛变化的惯常现象。

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初级发展阶段”，大体呈现四大特征：
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框架初步确立通过制定新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具体经济领域通过立法来调节经济机制的运行，各国都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初步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律框架已经确立。

二、所有制发生变化。

中东欧国家把私有化当作所有制变革的核心，以此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促进资源的优化和配置。

三、市场经济机制初步发挥作用，多数国家要素市场初步形成。

竞争性价格体系已经形成；实行经常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实行外贸自由化；进行银行体制改革，建立两级银行体制；改革税制，调整税赋和税制结构，对引进外资和外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按国际惯例，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要素市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功能减弱，变国家行政管理为宏观调控。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各国经济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需求及价格水平均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行政干预手段已不起主导作用，政府的管理职能只限于根据综合经济的发展情况对各领域实行政策性指导，利用经济杠杆和财政货币手段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

执政党的变换或政府的更迭对经济发展的方向都无重大改变，只是在具体政策上有所侧重或修正。

回归欧洲，参与欧洲一体化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既定国策。

剧变后，除前南地区的南联盟和波黑为国内局势动荡不稳及外部环境严峻所困扰之外，其他中东欧国家均把加入或欲加入北约及欧盟（前称欧共体）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

尽管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矛盾，但中东欧国家大政方针已定，实行西靠战略、融入西方体系的大势头已不可逆转。

南北差异日益凸显
经过10年左右时间的变化，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日益凸显，北好南差的板块特征进一步突出，北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五国与南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及前南地区多数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地区正以北强南弱的态势进入21世纪。

各国政情发展存在较大落差，政局稳定度趋于北好南差。

北部五国西方式政体基本确立，政治力量左右两极化发展较快，中间力量大大弱化，已逐步形成围绕主要执政党和在野党进行政治分野和轮流执政的局面。

南部多数国家政局存在变数，动乱因素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波黑战争虽已停息，但和平进程仍很脆弱，穆、克、塞三族在分裂、统一等根本问题上仍各执己见，难以妥协。

南联盟自去年 2 月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塞、阿两族冲突连续不断。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导致巴尔干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成为继波黑战争后在欧洲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严重的又一世界热点。

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剧变后党派斗争一直激烈，国内局势屡屡动荡。

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发展速度趋于北快南慢北部五国发展势头良好，多数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波兰经济从1992年底率先复苏，其他四国也相继走出谷底，经济普遍增长。

南部国家困难较多，形势依然严峻。

把加入北约和欧盟视作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国策，但融合速度出现明显差异北部国家加入北约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南部国家仍处于低起点的磨合阶段。

在美欧的重点选择和扶持下，波、匈、捷与西方趋同较快，在政治、经济、国防体制及邻国间无领土和民族纠纷等方面已基本符合北约的要求，今年3月三国同时入约。

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有望在下一轮北约东扩时加入北约。

保、阿两国及前南地区多数国家或因国内关系紧张，或因民族关系不睦、领土争议等问题远未解决，在较长时间里还只能在军备控制、军事演习、军工转产、维和行动等方面加强与北约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合作。

各国加入欧盟均有差距，北部国家进展较快。

波、匈、捷三国与欧盟有关入盟议程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斯洛文尼亚也有望加快入盟步伐，但南部国家则差距巨大，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在欧盟之外自谋发展。

探寻发展模式路漫长
经过10年过渡，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虽已基本“西化”，但全面转轨之路仍很艰巨，整体复兴并融入欧洲还有待时日，各国为探寻本国国情发展的模式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西化”进程并不稳固，离建立完善和稳定的西欧式社会政治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原因之一是多党议会体制不具权威性，相当一些政党的领导人还不适应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思维和运作方式，相互之间私人斗争耗时耗力，致使立法和议案审议工作常常遇阻，特别是南部国家在历史上缺乏议会民主传统，各党各派大多不依法行事；前南地区多数国家更是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困扰，政治体制框架极其脆弱；二是多党政体不协调，难以形成稳定的权力中心。

中东欧国家政府大多由多党执政联盟组成，盟党间和执政党内部常因人事安排、利益分配而引发斗争，使政府危机不断，如波、保等国自剧变以来已更换8—10届政府；三是政党政治远未发育成熟，无一政党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国理论和长远方略。

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一些难点问题日趋突出，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首先，经济体制转轨中的观念和意识更新迟缓，一些旧机制遗留下的落后面严重阻碍新机制的运作，特别是南部一些国家许多要素市场的开放还处于起步阶段，宏观调控难以按市场规律进行。

第二，在所有制改革中，偏重于形式和数量上的私有化，对结构调整和改善企业经营重视不够，过多寄希望于外资的投入，导致相当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不善，拖欠债务和税款现象严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包袱。

私人企业虽有长足发展，但也面临难题：利用外资较为困难，银行利率相对较高，增加了获取贷款的难度。

此外，法令朝令夕改，私人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并出现种种违法弊端。

第三，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基础设施落后，资源优化配置不理想，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受阻，失业率高，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财政监管机制不健全、资金流失严重，导致公共财政持续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内需不振、投资资金匮乏造成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使相当一些国家的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回归欧洲还面临众多困难和障碍，总体速度将进一步放慢北约将中东欧地区视为东扩的
“蓄水池”，因此东扩的势头不会停止，但在本世纪结束前，其扩展步伐将有所放慢甚或处于停滞。

其原因之一是波、匈、捷入约后，三国短期内在军事体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仍难以达标，北约面临消化新成员国和资金拮据的难题；二是北约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和解决新老成员国、入约国和未入约国之间的矛盾，以免内部关系复杂化；三是北约将集中精力处理制定新战略构想弥合内部分歧等事务，暂时无暇把下一步东扩提上实际操作日程。

同时欧盟东扩计划将要推迟，首批东扩的时间将有可能推迟到2005年，也许更晚。

其原因一是中东欧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与欧盟国家差距巨大，其国内生产总值只及欧盟水平的1／5至1／6，特别是法律法规的接轨和完善非短期内能够做到，据估计，即使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波、匈、捷三国完成总体政治经济体制过渡至少仍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二是东扩财政负担沉重，欧盟对东扩的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

据估算，现有与欧盟签订了联系国协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欧盟每年将增加各种援助性拨款约700亿欧元。

德国总理施罗德上台后公开表示，德将不再奉行“欧洲支票外交”的政策，“欧盟的财政政策不改变就谈不上东扩”，“东扩一方面需要欧盟有接受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申请国有加入能力”。

三是欧盟对中东欧国家采取“争夺加限制”的双轨政策，只想使中东欧地区成为其产品的倾销地，而不希望它迅速崛起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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