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最终版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

摘要

自从上世纪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就逐步提高，最近几年，已经攀升到了120左右的高位(正常水平中值为105)，严重偏离正常水平的性别比。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框架下，考虑社会、文化、政策以及技术选择等条件，对县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估计方法，从出生性别比的历史和现状入手，探讨我国特殊历史阶段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基于独生子女政策和传统社会文化对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在农村的影响更为显著，文章主要以农村出生性别比为基础，剖析了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性别失衡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在过去3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转变。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降低，陶涛、杨凡(2011)的研究表明，在1972-2008年间，剔除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完全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生育人减少的数量为4.58亿；王丰、梅森(2006)研究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育率的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城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更为明显；王金营(2006)的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减低的贡献为61.21%。与此同时，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还出现了另一类明显的人口转变趋势，即自19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不断上升。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转变的重要特征，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量关注，许多学者针对不断上升的出生性别比和相关“女孩遗失”的问题，对其程度、模式、决定因素和后果进行了广泛研究(Banister，1987；Hull，1990；Hulland Wen，1992；Johansson and Nygren，1991；高凌，1995；顾宝昌、罗伊，1996；杨菊华，1996：《人口研究》编辑部，2003和2006)。这些研究取得很多一致性的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分歧。学者们普遍认为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是真实的，但是对于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原因却各有说辞。

(一)国外性别比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各个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许多外国学者认为生活环境和生物学因素等是导致性别比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早在1967年，美国优生协会在其《优生季刊》上刊登印度孟买大学经济系PrainM.Visaria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际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文中初次对8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展开研究。DonaklJ.Bogue于1969年在《人口统计原理》中阐述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5—106。KennethC.WKammeyer(1971)认为出生性别比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正常值在102—105之间，只有在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性别比才会低于102。Shaw(1989)在分析英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时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性别比较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并认为人口学和生物学因素是造成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Parazzini和Franeeschi(1998)利用世界上29个国家和地区在1950—1994年间的出生性别比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国家出生性别比维持在一个较为合适的稳定水平，而部分东欧、北欧国家以及葡萄牙的出生性别比偏低，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出生性别比有上升趋势，并认为自然环境以及男婴存活率低于女婴可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低的主要原因。

Mizuno(2000)研究发现日本出生性别比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107降至90年代末期的105.3，胎儿死亡性别比上升是出生性别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但Mochizuki分析认为环境因素才是出生性别比下降最重要的原因。GrechV、Vassallo AgiusP and Savona

VenturaC和 DavisDL、GottliebMB and StampnitzkyJR（2003）也都先后对20世纪后半期一些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过统计分析，他们得出了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的结论。前者认为是温度是影响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关键因素，后者则提出，在医疗、职业、环境和健康中男性的脆弱性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性别比影响因素的研究

除了考虑到生活环境和生物学因素以外，对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经济根源，许多学者还从我国文化制度和经济结构及其所决定的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入手，研究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学者刘爽(1985)研究第三次普查数据，发现我国出生性别比水平普遍较高，且地区和民族间存在明显差异，分胎次出生性别比呈逐级上升趋势。出生性别比的高低与人口密度、地形地势、民族以及城乡分布有着密切联系，且失衡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持续性、波动性。而学者(Neil，1983；Burgess Robin，2002)从经济因素入手研究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趋势。他们认为，伴随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保障功能增强，用于男性和女性的投资平等化，改变了传统女性地位低下的状况，缩减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距，大大削弱生育男孩的偏好。学者王梦涨（2005)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现状来分析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她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富有的大小个体私营企业主，希望有男性来继承财产，客观上刺激了生男偏好；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男性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生男偏好也强烈。

另有学者陈俐（2004)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传统的宗法观念对性别偏好有着直接的影响，认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男孩偏好。“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直接导致偏男心理追求的现象的。同时学者王翠绒、易想和（2004)指出，儒家文化为了维持男性家庭利益和男子血统宗法系统的正统性纯洁性、连续性，一贯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早生贵子、多生贵子”思想使得偏男生育意愿强烈，或者对女子照顾水平不足，致使性别失衡。其他很多学者(如顾宝昌、krishnaroy1996，潘兆文1997，马众2004，郭维明2006等)也都提出类似观点。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吕红平等2005)从社会因素分析性别比时，指出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异常偏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妇女地位低的问题。学者蔡菲（2005)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我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等各方面都与男性有着明显差距，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影响和刺激着人们的生男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胡耀岭、原新（2012）提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社会法制环境都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