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国高校大西迁
浙江大学西迁史略
1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据统计,抗战之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91所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及东部地区。
随着抗战的一步步深入,这些学校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
为了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血脉与实力,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
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
此后,东部高校或联合、或单独西迁办学,为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火种。
以联合大学西迁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浙江大学西迁史略文/惠荣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1934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门后迁至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所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陕西汉中,改为西北联合大学等。
包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是独立西迁的。
浙江大学历经曲折,先后四次迁徙,最终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安定下来,期间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
2西迁前,浙江大学在敌军的轰炸中坚持办学三个月。
为了应对战时的非常情况,1937年暑假,浙江大学成立了“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淞沪会战”后,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4股,后又增加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5股,共9股,校长竺可桢担任主席,规定全校教职员每人必须参加其中一股。
10月1日,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编制“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内设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
“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和“战时后方服务队”在浙大西迁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其培训的项目帮助浙大师生应对西迁路上的各种困难,有效减少了日寇空袭中的人员伤亡。
为了避免敌军的轰炸,学校与西天目山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房屋,作为1937年秋入学新生的课堂和教室。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
武大西迁历史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年代。
当时,中国
正处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革。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统治崩溃,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矛盾的时期,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的道路,
寻求国家振兴的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诞生了。
1913年,为了寻找一个更为稳定的办学环境,武汉大学从江苏南京迁至湖北汉口,即现在的武汉市。
这次迁移标志着武大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历经迁徙,武大的命运并未稳定下来。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要求武大再次迁往武昌(汉口的对岸)。
这一举措,引发了师生们的不满和抗议。
面对激烈的争议,湖北省政府最终
决定让武大回到汉口,恢复其在汉口的办学。
此后,武大在积极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战火年代的考验,更
加凸显了武大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武大停办,
校园成为日军的据点。
然而,依靠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坚韧不拔,武大
于1946年重新开学,重新开始了教育事业。
改革开放之后,武大又一次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作为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大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内知名的综
合性大学之一。
如今,武大已经成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高
等学府,为培养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大西迁的历史故事,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华夏民族的
崛起。
它提醒我们,坚持追求卓越,勇于面对挑战,是实现梦想的必
由之路。
中国高校大西迁
中国高校大西迁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
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
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
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
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
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
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
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所重点高等学府,成立于1896年。
其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时刻,即西迁时期。
在这一时期,学校经历了从山西太原搬迁到陕西西安的艰辛过程,这个西迁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西迁故事始于1949年初,当时国共内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师生的安全,西安交大决定将校址从太原迁至西安。
这次迁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
首先是交通条件的不便。
当时,中国交通网络还不发达,特别是在战乱时期,道路被毁坏、铁路中断,交通状况十分困难。
迁徙过程中,学校师生们不得不步行、乘坐农用车等各种方式,穿越山脉、越过河流,艰难地向西安前进。
其次是生活环境的变迁。
从太原到西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有较大差异,而且当时的西安还处于战乱中,基础设施相对较差。
师生们面临着住宿、饮食等方面的困难。
然而,他们并没有气馁,相互帮助,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西迁故事中也有着许多感人的细节。
有学生主动放弃座位让给老师,有老师义务教授农民子弟,有同学们互相扶持,共同渡过难关。
这些细节展现了西安交大师生们的团结精神和勇气。
最终,西安交通大学成功实现了从太原到西安的迁徙。
这一时期的西迁故事成为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西迁精神的象征。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师生们的坚韧和毅力,更体现了西安交大始终秉持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办学理念。
西迁故事的影响远不止于学校内部。
它激励了几代西迁人,也成为了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市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学校在迁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奋斗和坚持,不仅启迪了后来者,也在西安市民中形成了迁徙文化,并成为了西安人民的骄傲。
总之,西迁故事是西安交通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记录了学校师生们在困境中互相勉励、团结奋斗的精神,展现了西迁人的坚韧和毅力。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学校的历史,更是一段激励人心的人文传承。
几个近现代历史故事
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这次战斗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115师完成的。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等地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进发。
一路由大同沿同蒲路南下,进攻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灵丘、平型关,配合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夺取太原。
太原是山西的省会,也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
雁门关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了保卫太原,阎锡山以重兵于雁门关一带布防,准备与日军在繁峙、沙河之间决战。
狡猾的日军意识到这一点,便派出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进攻中国军队防守比较薄弱的平型关,准备由平型关突入长城,然后南下代县,截断雁门关后路,并威胁太原。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的两个联队,连同炮兵、辎重等约5000人,抵达平型关一带。
根据这种情况,阎锡山和周恩来等人在雁门关岭口会商,决定由晋军在平型关作正面防御,八路军120师掩护雁门关一线,115师主力向平型关一带急进,寻找战机,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势伏击敌人。
9月24日,八路军115师判断日军将于25日大举进攻平型关,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组织旅、团、营指挥员踏勘平型关的地形,选择了日军必经之路而又非常适宜进行伏击战斗的战场,并制定了周密、合理的伏击计划。
24日晚,八路军115师冒着瓢泼大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设伏。
25日7时左右,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115师伏击圈,由于山谷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行动非常缓慢,八路军115师居高临下,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乱作一团。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八路军歼敌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平型关大捷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看,不是大仗,但它震动全国,意义深远。
第一,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但始终没有丧师失地。
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
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予在侵华以来横冲直闯的日军沉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新中国“西迁”档案
新中国“西迁”档案策划/新西部编辑部撰文/杨旭民2017年11月,15位西安交通大学当年西迁老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信中说:“多年来在西北的奋斗,我们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并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随后对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再次提到西迁老教授的来信:“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发展历程中,还有众多像西安交通大学这样的东部高校或者企业、个人响应国家号召,告别父母家人,远赴西部各地扎根落户,在推动西部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播撒青春和汗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毫无疑问,他们同样是“西迁精神”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1959年6月13日,随着中国核试验基地在新疆马兰正式组建,上万名科研人员和部队官兵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到马兰,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多次不同型号、不同威力的核武器试验,建起了中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由此形成了属于马兰人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七十五天,重工业部就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确定包头为国家未来钢铁中心之一。
为了达成这一设想,国家从东北、河北等地调集8万多人援建包钢。
包钢的建设,是新中国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上世纪60年代,一大批优秀航空人才和10万名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以及解放军官兵,带着“航空报国”的信念,从祖国东北、华东、华北走进了险远蛮荒的贵州大山,建起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又一个秘而不宣的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基地——011基地。
011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贵州航空工业在这一时期加速发展,并为贵州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曾经的大学西迁
巫 鸿 著 ,生 活 ·读 书 ·新 知 三 联
中 国社 会 科学 院工 业 经济 研 究 所 书 店
科 普 生活 类
未来产业研究组著 ,中信出版社
8.《重 庆 之 眼》
1.《三 磅 宇 宙 与神 奇 心智 》
文 学艺 术类
范 稳著 ,重 庆 出 版社 9.《我 们 的 老院 》
顾 凡及 著 ,上海 科 技 教育 出版 社 2.《医 本正 经 >
1. 诗 的八 堂课
肖复 兴著 ,北 京 十 月文 艺 出版 社
懒 兔 子 著 绘 ,科 学 技 术 文 献 出
江 弱 水 著 ,商 务 印书馆
l0.《遥 远 的 向 日葵 地 》
版社
2. 古 砖 花 供 一~ 六 舟 与 l9世 纪
蔡 日方著 ,中信 出版 社 2. 付 费 :互联 网知识 经济 的 兴起 》
3.《美在 天 真 :新 凤 霞 自述 》 新 凤 霞著 ,山东 画 报 出版 社
少 儿 类
方军 著 ,机械 工 业 出版 社
4.《平 原 客 》
1.《阿 莲 》
3.《国粹 :人 文传 承 书 》
李 佩 甫著 ,花 城 出 版社
霹 月 ,红 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迂至延安 ,改称为中国人民抗 日军事政治 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 ,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 ”七七 事变”后 ,北平 大学、北 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 ,组成西安 临时大学 。1938年春 ,西 安临时 大学迁至汉 中,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 。随后 ,国 民政府教育 部指令 ,撤销西北联 合大学 ,成立西北 大学、西北师范学 院、西 北工学院 、西北 医学 院、西北 农学院五所独 立院校 。 中 山大学 1938年 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激江。1940年 ,中 山大学从云南激江迁往广东 省北部 的乐昌县坪 石镇 。1945年 1月 ,中山大学不得 不再次迂校 ,学校 一分为三 ,分别迁往 粤东梅县 、连 县、仁化。 同年 8月,中山大学迁 回广州石牌等原址 复课。 现 为中山大学。 武 汉大学 1938年到 1946年 ,国立武汉大学西迁 乐山。 厦 门大学 1937年 l2月至 l945年 7月 ,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 的长汀。长汀八年 ,厦 门大学 “弦歌 不辍”,被誉为 “东南最 优 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
西迁精神耀青史——交通大学西迁始末
记忆20世纪50年代的交通大学西迁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围绕西迁方案产生了激烈论争,最终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和各方努力下,西迁工作圆满完成。
而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贯彻执行中央决策 交通大学实施内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
此时,国内首个“五年计划”处于实施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从国际局势发展、国防建设和国内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决定将处于东南沿海的上海交通大学迁往内地西安。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4月初,高教部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
4月9日,彭康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
5月,彭康率队奔赴西安,察看和商议校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
党内也成立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
11月10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交通大学组织领导干部、部分教师和学生召开座谈会,对交大迁往西安的意义、作用和今后工作等作了阐述。
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对迁校的进程、宣传、人事、招生等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在全校师生员工努力下,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
西安方面也积极开展校区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
简要概括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社会实践影响和作用
简要概括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社会实践影响和作
用
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当时全国108所高校有17所停止办学、14所仍勉强在敌占区维持,其余70多所先后被迫迁址,踏上了艰难困苦的内迁流亡之路。
而高校爱国师生则以此向世人宣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和信念。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大迁徙,使得中国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形成起来的宝贵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文脉得以保存,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和战后恢复所需的精英人才的培养不致中断,使得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更加趋于合理,并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得以扩散和传播,使得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封闭、发展停滞的状态被打破。
总而言之,这是在战时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学文化和现代文明艰苦卓绝的长征。
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以及其后分立的五所大学也是如此。
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下,西北联大以及其后分立的五所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建设的杰出人才,分布于全国各地,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奠基者、开拓者、领军人物,乃至中国工程技术界的翘楚,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高等教育的昨天。
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西北联合大学和其后分立各校的办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观照,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使得今人可以将其用作与现实相对照的一面明镜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前进路标。
中国高校大西迁
耻辱中逃亡,磨砺后重生——中国高校大西迁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迫于形势,东部高等院校背着巨大耻辱而西迁。
但高校师生在十分险恶的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辛辗转,长途跋涉,战胜困难,奋力开拓,怀着救国救民的理念,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继承奋发自强的传统,使历尽劫难的高等教育得到恢复和一定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教育业绩,培养了杰出的科学人才。
经历了千万磨难,中国西部的高等教育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改变了落后面貌,为中国高等教育总体力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背景抗日战争前全国有高等院校(包括专科以上学校) 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
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
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早在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就有同济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倍受摧残,直接间接损失达七百四十多万元。
得寸进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的摧残和破坏变本加厉。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
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随后的两个多月中,日机轰炸了中国61 座城市,并“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
被炸的除南开大学外,还有上海的复旦、同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 所高校。
被迫西迁由于日军掠夺、轰炸、焚烧,中国108 所高校有91 所遭受敌人破坏。
西迁精神与西北师范大学
西迁精神与西北师范大学西迁精神是指明朝末年洪武年间,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的大规模迁徙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勇气、毅力和责任心。
西迁经过六年艰苦的路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目标。
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
西北师范大学作为历史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倡导和传承西迁精神。
华北地区的战乱给西北师范大学带来了重重困难,但是学校师生决心不畏艰险,毅然决定西迁。
在迁途中,师生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经历了饥饿、寒冷、战乱等磨难,终于成功迁至唐山。
在唐山期间,学校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然而学校师生始终不失勇气和信心。
1949年,西北师范大学又一次迁回兰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和科研中心之一。
西北师范大学的西迁精神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勇气和毅力。
迁途中,师生们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始终坚持迁徙的目标。
其次是责任心。
迁徙不仅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和命运,更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因此,师生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迁徙的任务。
最后是团结和奋斗。
迁徙过程中,师生们相互帮助,共同度过了难关,最终实现了共同的目标。
西迁精神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种精神不仅是历史上的见证,更是当今时代的指引。
在当今社会,人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因此,西迁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首先,我们需要树立勇气和毅力,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其次,我们需要拥有责任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负责。
最后,我们需要团结和奋斗,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西迁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一种时代精神。
西北师范大学作为传承者和发扬者,一直秉承着西迁精神,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北师范大学的西迁精神将继续在各种形式中得到传承和发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1950年代中期高等学校内迁陕西
推动社会进步
高等学校的内迁还带动了 陕西及西部地区的文化、 科技、医疗等领域的进步 。
对高等学校的影响和作用
扩大办学规模
高等学校的内迁为陕西提 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有 助于扩大办学规模。
提高教育质量
高等学校的内迁带来了更 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了 陕西地区的教育质量。
增强学术实力
高等学校的内迁还为陕西 带来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 实力,增强了该地区的学 术实力和影响力。
04 高等学校内迁陕 西的案例分析
北京大学陕西分校的建立与发展
01 02
建立背景
1950年代中期,为了支持陕西地区的教育发展,同时也为了应对全国 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布局调整,北京大学开始与陕西地方政府协商,计 划在陕西设立分校。
建立过程
经过多轮协商和考察,1956年,北京大学与陕西省政府签订协议,决 定在西安建立北京大学陕西分校。
经济背景
195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人才 匮乏的困境。
将高等学校迁至西北地区,可以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吸 引更多的人才和企业来到该地区,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
02 高等学校内迁陕 西的历史背景
国家的战略需要
巩固国家国防安全
1950年代中期,国家面临外部安全威胁,将部分高等学校内迁至陕西,以加 强国防力量和人才培养。
经验总结
增强国家战略意识
在国家面临严峻形势时,高校内迁 是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能够提高 国家的战略意识。
发挥地方优势
陕西作为内陆省份,具有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便利等优势,为高校内 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高校内迁为陕西带来了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资源,促进了当地高等教育 的发展。
04 中国高校大西迁
中国高校大西迁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
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
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
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
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
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
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
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战火中的高校大迁徙》
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
另一部分大学由城市迁往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 迁移单位
中央大学 中山大学 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等
部分迁移情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 况 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 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 厦门大学迁往长汀,广西大学迁往柳州,湖南大学迁往辰溪 迁移完成时 基本于1939年底完成,到1940年学校和学生都恢复到战前 间 水平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勇气,来面对生活中 所有挡在面前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障碍?
11
理由是“抗站既属长期,各方 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 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 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 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 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 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 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 教育为其主旨。”
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 邓稼先 彭佩云 汪曾祺
邹承鲁 王希季 陈芳允 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孙 陈忠经 戴传曾
何兆武 李长之 何其芳
吴大观 任继愈 吴庆恒 叶笃正 谢玮 黄昆 王浩杨 凤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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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两弹一星”元勋
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 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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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吊南开大学》 长文,严正指出:“我敢正告敌人,尽管你们的凶 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 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 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 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 激进了他们的抗敌救国的情绪。”
浙大西迁历史人物简介
浙⼤西迁历史⼈物简介浙⼤西迁及历史⼈物简介浙⼤西迁:1937年9⽉,浙江⼤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离开杭州,浙⼤⼀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上课,12⽉全部迁往浙江建德,这是浙江⼤学的第⼀次搬迁,第⼆次迁在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在⼴西宜⼭,第四次迁到贵州。
横穿浙江、江西、⼴东、湖南、⼴西、贵州6省,⾏程2600多公⾥,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1940年6⽉,浙⼤农学院师⽣陆续迁到湄潭。
湄潭为遵义浙⼤的分部,⽂学院、⼯学院、师范学院⽂科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由于浙⼤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落脚点⼜都是对中国⾰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们称它为“⽂军的长征”。
1943年,钱琢如、苏步青发起成⽴“湄江吟社”。
浙江⼤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被称为浙⼤历史上最光辉的七年,是浙⼤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湄⼯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达45位,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在湄潭成稿。
1944年10⽉,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来湄讲学,回到英国后,在《⾃然周刊》上发表⽂章中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城⾥,可以找到浙江⼤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学之⼀。
他甚⾄把浙⼤与他的母校剑桥⼤学相提并论,称浙⼤为“东⽅剑桥”。
西迁颂》和《西征⾏》是由浙江⼤学学⽣原创的关于浙⼤西迁的诗⽂。
西迁颂杭城西⼦,⼈间天堂,浙滨名校,国之成均。
上虞可桢,临危掌校,涤旧⽓,求⾰新,欲承江南⽂风,育忠毅英才,⽴⼼天地,树我国邦。
天违⼈愿,万事多艰,鲲鹏展翅,恰逢惊雷掣天;蛟龙⼊⽔,巧遇⼤旱骤⾄。
丁丑之秋,华夏遭难,学府落泪,国运益颓,⽂道临渊,来⽇⽆多,去处何觅?天⽬禅源,西迁之始,国难当头,空门不空。
登临浮⽟,⽅知⼭川之⼴;求学净⼟,才晓学海⽆涯。
黄卷青灯,难掩学⼦悲⾊;古⽊奇峰,不敌倭寇炮坚。
“西迁精神”的由来与内涵
“西迁精神”的由来与内涵作者:史瑞琼张琢悦来源:《决策探索》2020年第11期60多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交大西迁的洪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60多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国家建设、为西部的文教事业奉献出青春年华。
2017年11月,15位交通大学西迁老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信中说:“多年来在西北的奋斗,我们形成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并在代代师生中传承弘扬。
”2017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再次提到西迁老教授的来信:“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60多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交大西迁的洪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胸怀大局”的担当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的交通大学,从繁华的大上海迁至古城西安,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
此次迁校,不仅仅是一次空间的转移,其背后凝聚着交大人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回顾交通大学西迁的历程,西迁群体的爱国热情仿佛就在眼前。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
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
一九五六,西迁大潮中的西安建大
一九五六,西迁大潮中的西安建大作者:东鲁钟声来源:《陕西教育·综合版》2022年第02期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亲切会见了14位西迁老教授。
他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努力培养更多一流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火热沸腾的大学生活像朝霞一样鲜艳,充满着光明和力量,奔向那光辉的远方;祖国在召唤我们去描绘美丽的蓝图……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这是我们的伟大理想!”这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史馆中陈列的20世纪50年代师生歌集《建院歌声》中的歌词。
看到这些令人热血沸騰的诗词歌赋,不由把我们的思绪带到60多年前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一批批青年大学生不畏艰难,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
经过3年努力,1952年新中国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根据国家“一五”计划,国家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实行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与此相适应,包括教育在内的全国各个行业领域,都加快了大幅调整的步伐。
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决定把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放在西部(西北地区)。
在国家“一五”计划中,全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安排在西部地区,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西安就占了17个。
但是西部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大量专门人才却十分缺乏。
为了“改变目前高等学校过于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状况”,同时鉴于国家建设需要和国防形势,1955年,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再次调整部分高校的院、系、专业的设置和分布,并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西迁至内地。
中国历史名校文化遗产研究——以抗战时期西迁高校为中心
中国历史名校文化遗产研究——以抗战时期西迁高校为中心丁红卫;冯用军【期刊名称】《学术探索》【年(卷),期】2022()6【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生态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大学的五大核心职能之一,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名校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名校主要是抗战西迁高校和离世界一流大学最近的中国高校集合,他们的曲折办学历程既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也给中国大学历史文化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范本,更为新时代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提供重要办学经验借鉴。
文化遗产是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流校园文化是一流大学的底色,研究在科学界定中国历史名校和大学文化遗产等核心概念基础上,以若干抗战时期南渡西迁高校为中心分析中国历史名校文化遗产的共生内涵和重要价值,提出以其继承校为主体对其有效传承、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对策建议,以丰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助力中国早日建成一批“文化文明意义”的“双一流”大学集群,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总页数】9页(P107-115)【作者】丁红卫;冯用军【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教务处;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5【相关文献】1.外来知识分子与本土民众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以抗战时期迁滇高校为中心的考察2.国宝大迁徙: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战——抗战时期的古物南迁与西迁及其影响3."西迁精神"内涵对于高校篮球课程育人路径研究4.抗战时期迁渝高校建设策略与建筑特点研究5.“西迁精神”融入高校育人路径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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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大西迁抗战爆发前夕,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
其中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占45所,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占30所,广东占7所。
以上三地区共有82所,占我国高校总数的3/4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备遭蹂躏。
1937年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
之后,又将军车开进南开,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楼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为平地。
南开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南开的一口重18000斤、镌有全部《金刚经》的大钟也被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南开的事例只是抗战中众多被日军破坏的文教机构的一个典型。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起到1938年8月底止,全国108所高校中遭日寇破坏的有91所,遭严重破坏而停办的有25所,全部被毁坏的10所,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4879元。
各高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的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的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等,都是无价之宝,更是无法也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受战火影响,全国有半数的中等学校学生无法上学,129700多所小学和幼稚园被破坏(约占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的44%)。
被破坏的中小学校与社会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
除用炮火轰炸我国教育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不听命于己的广大爱国师生进行残酷的迫害。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等因坚持抗日立场,惨遭特务暗杀。
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军逮捕,迫害致死。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被日军长期关押,受尽折磨。
野蛮的轰炸和破坏吓不倒中国政府和人民。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得知南开被炸的消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他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蒋介石也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等法令,布置各战区学校内迁与学生借读等应急事项。
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内迁大致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1939年。
这段时期,东部沿海的各高校除北平的燕京、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中立未动,上海的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等迁入英美租界外,其余主要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周围山区。
国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均成立于此时;中央大学、1《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等均于这一时期迁往西南。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
这一时期由于美日关系恶化,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原迁上海英美租界的高校,如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不得不迁往重庆,原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也迁往重庆。
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变动,特别是云南从大后方变成大前方,迁往滇西的国立艺专、同济大学等又先后迁往四川。
第三时期:1944──1945年,因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和黔南战役,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高校及内迁该地的部分高校再度迁徙。
如广西大学迁往贵州榕江,唐山工程学院从贵州的平越迁往四川的璧山。
在高等学校内迁过程中,迁校最远的是北大、清华和南开。
由这三所学校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高校办学的一个典范,是闪耀在大后方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1935年华北岌岌可危之时,清华大学曾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建筑了一批校舍。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织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以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
当时全校有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十七个系,教师148人(原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
临时大学设在长沙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学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
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2月,临时大学除350多位学生留在长沙外,大部分师生分两路由长沙向昆明进发。
一路是女生和体弱者,约800余人,由樊际昌、梅美德、钟书箴三人领队,乘火车至广州,经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
另一路师生两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翻越重山峻岭,步行至昆明。
1938年4月28日,旅行团的师生历时68天,行程3360华里,胜利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一路会合。
胡适曾高度赞扬旅行团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24月2日,接教育部通知,迁到昆明后的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5月4日,联大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是当时中国北方最优秀的三所高等学府的组合,它的建立融合了三所学校的个性和精神──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华的借石他山、自由活泼,南开的允公允能、自强不息,并在此基础上融汇成自己的新精神:“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3。
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的三位校长──清华2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134─1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鳞、南开的张伯苓,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先,相互之间坦诚无私、精诚合作,他们既为联大新精神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是联大新精神的绝好注释。
西南联大从1938年4月建立,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先后返回平、津复员,历时八年多。
在这八年中,西南联大先后有2500多人毕业,800多人投笔从戎,再加上结束时返回三校的学生1794人,共5000多人。
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唐敖庆、沈元以及众多战后活跃在国内外科学领域前沿的专家、学者,都来自于西南联大。
在新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批190名学部委员中,西南联大的师生竟占了118人。
考虑到战火纷飞及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西南联大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这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南京中央大学是抗战中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校。
而中央大学迁校的成功,又与罗家伦的高瞻远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开始注意物色可供中大迁校的校址,并不顾外界对他的冷嘲热讽4,订制了大批木箱,准备迁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罗家伦电促正在放暑假的学生立即返校。
8月15日,他在四牌楼中大大礼堂语气沉重地向在校学生作动员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一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一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4当时有人不理解罗家伦的行为,认为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讽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得曼(谐音“逃得慢”)的哥哥“逃得快”。
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
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一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失地为止。
”5学校迅即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学籍档案等装箱启运入川。
10月初,学生开始迁徙。
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是高校内迁史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
校长罗家伦赶往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们道别,并交待说,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
罗走后,农场职工们推举王酉亭把这些经多年饲养的良种家畜、家禽也搬迁到大后方去。
在职工们的帮助下,王酉亭将鸡、鸭、鹅、兔等装笼,安置在马和牛的背上,然后赶着成群的马、牛、猪、羊向四川进发。
1938年11月,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王酉亭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仅剩的20多头荷兰乳牛和少量家禽、家畜到达重庆,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
罗家伦晚年回忆说,当他意外地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眼中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6。
王酉亭也因护送有功被誉为“中大的有功之臣”。
抗战八年,我国真正在原地正常教学、未受战事任何影响的高等院校只有新疆学院一所,许多高校都是一迁再迁。
如浙江大学曾四次5转引自刘敬坤:《中央大学迁川记》,《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5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转引自刘敬坤:《长途跋涉的中央大学畜牧场》,《民国春秋》1992年第五期。
搬迁:一迁浙西天目山,二迁赣中吉安,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同济大学一迁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口,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贺县,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南溪。
迁校次数最多的要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一迁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连县,八迁罗定。
内迁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四川重庆、成都和云南的昆明,以陪都重庆为最多。
据统计,截至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1所,合计31所,占内迁高校的1/3。
重庆与成都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形成著名的文化四坝。
在内迁高校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创立了34所国立中学,用以收容、安顿沦陷区中等学校的流亡师生。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适应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需要,减少了教育事业和人才的损失,保存了民族发展的元气,增强了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实力。
高等院校的大规模内迁还加速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属偏远的内地省份,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不灵是导致这些省份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大量高校的内迁,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传入和传播开来,加速了这些地区从闭塞中苏醒过来。
杨宏雨编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