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心理社会因素2

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心理社会因素林静1朱熊兆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11) 抑郁(Depression)起源于拉丁文Deprimere,17世纪时这个词最早用来描述情绪状态。

2400年前，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称抑郁是由体内太多的“black bile”（忧郁质Melancholia的另一种说法）影响脑功能所致[1]。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会对个体的学习、工作、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

严重的抑郁不仅会损害个体的动机和情绪，甚至会导致自杀行为。

抑郁同一般的悲伤不同，抑郁的体验比任何一种单一负性情绪更为强烈，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大。

它除包含悲伤外，还伴有痛苦、愤怒、自罪感、羞愧等情绪[2]。

有学者指出，抑郁在正常人群中的发生率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3]。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由于大量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变化加在一起，会提高该时期抑郁的发生频率。

本文拟从心理、社会因素两方面对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因素进行综述。

1 心理因素1.1 人格特征人格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智力、体格相对稳定的持久的组织，它决定一个人对环境的独特适应方式。

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认为，不同的个性特征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行为及情绪等。

王梦龙等人[4][5][6]的研究结果显示，EPQ量表的P、N维度与SDS得分呈正相关，E，L维度与SDS得分呈负相关，差异都非常显著。

表明抑郁大学生的人格特点是高神经质、精神质和内向，即情绪不稳定、易怒、焦虑、倔强、内向、孤僻。

内向的同学可能由于较腼腆、敏感、情绪波动也较大，故遇到不良刺激易引起抑郁。

王红瑞[7]在对大学生进行双性化人格特质与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双性化人群的抑郁焦虑水平与国内常模无显著差异，而女性化和未分化人群的抑郁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国内正常人群，呈显著性差异；男性化的抑郁焦虑水平与国内常模无显著性差异，但男性化人群的抑郁、焦虑水平与双性化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见，双性化人格特质具有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其抑郁、焦虑水平最低，其次是男性化、女性化，最后是未分化。

1.2 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可简单理解为人们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

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影响应激和情绪障碍之间的关系。

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翟德春等[4]研究证实，特质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与医学生的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与医学生的抑郁情绪则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张月娟等[8]研究证实，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比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较少报告抑郁症状[9]，倾向采用消极应对；较少采用积极应对可能是抑郁个体偏爱的应对方式[10]。

王渭玲等[11]在276名医科大学生应对方式、人格与心理健康调查的研究中证实，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即较常使用成熟型应对方式的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较常使用不成熟型应对方式的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

在应对与心理健康之间，应对方式作为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应激刺激，不去积极面对和解决，不愿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只是一味地自责、幻想和逃避，势必难以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从而容易诱发抑郁情绪，损害个体身心健康。

1.3 心理控制源自美国社会学习理论家罗特（Julian Rotter）于1954年提出“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概念以来，心理控制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即成为临床心理学领域非常关注的问题。

所谓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即对事件的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种信念。

高内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预期则为，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12]。

关于心理控制源与抑郁的研究很多，大多数研究的结果与Benson等人的研究一致[13][14][15]，即外控与抑郁呈正相关。

从理论上说，与相信外部力量的控制相比，不相信内在因素对事件结果的控制更可能使人感到自卑，对未来没有把握，从而体验沮丧、无望等消极情感。

1.4 自我因素在自我方面，有大量研究考察自我评价、自我概念、自尊、自信等和抑郁的关系，总的来看，具有自我评价低、自我概念过低、低自尊等特征的被试更易产生抑郁。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包含社会行为准则知识和主观经验的复杂的自我认识过程，是指自己对自身的品德、能力、外貌、个性、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所作的评价。

认知心理学认为，任何心理障碍都伴有认知问题。

A.贝克（A.Beck,1975）研究发现[16]，抑郁与个体的认知密切相关，消极自我评价是抑郁的一个重要成分，抑郁个体对自我、现在以及未来存在一种消极认知，在解释外界信息时通常使用一种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认知倾向与低自尊十分类似。

张敏[17]的研究证实，自我评价较低的被试，在相应的抑郁量表中的得分较高，呈抑郁状态。

大学生个体保持自我的良好形象及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是大学生避免抑郁情绪产生的重要因素。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我的各个方面的总体知觉。

国内外的研究证实了自我概念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18][19]。

李晶对抑郁组与对照组大学生自我概念的调查结果显示，存在抑郁症状的学生其自我概念得分和各因子分都明显低于无抑郁症状的学生，提示具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自我概念过低；抑郁症状与自我概念各因子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且为负相关[20]；多因素分析显示，自我概念中对个人自我、能力自我的认知评价是产生抑郁情绪的主要因子，提示大学生个体保持自我的良好形象及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是大学生避免抑郁情绪产生的重要因素。

自尊是一个人悦纳并尊重自己，对自己抱肯定态度的情感体验。

当人的自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又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分析自我时，就会产生自我评价偏低的自卑心理，即对自己的智力、能力及一切产生怀疑与否定，进而产生消极不良情绪体验。

周丹霞[21]等在对大、中学生焦虑、抑郁、自尊水平测值比较及相关研究中发现，不同自尊水平的学生，焦虑、抑郁水平不同，自尊与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Kernis Broke 和Frankel(1989)[22]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个体也象抑郁的个体一样特别容易把特定的失败的负性含义又扩大到认知的其他方面。

2 社会因素2.1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

在应激研究领域，一般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

李伟[23]等考察了394名大学生的压力感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探讨了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结果显示，高压力低社会支持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相对最多；不论压力高或低，社会支持良好的大学生比社会支持不良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显著较少；即使压力感较低，如果社会支持不良，大学生抑郁、焦虑也相对较多。

张月娟[24]通过对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比较发现，两组在支持源提名率上无显著差异，而在一些支持源的满意程度上显著呈差异，即抑郁组较低。

这个结果说明虽然两组同学可能获得的客观支持源相差无几，但对支持的主观感受不同，抑郁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受较低，满意度较差。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利用资源，有可能使大学生对已产生的负性情绪进行再评估，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减少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从而使个体不论是否面对压力情境，较高的社会支持总是伴随着较好的情绪状态。

范兴华、贺春生[25]用社会支持问卷（ISSB）对116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将社会支持来源限定在友伴范围内。

结果显示，抑郁在友伴实质性支持高分组与低分组、情绪情感支持高分组与低分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这说明友伴的实质性支持、情绪情感支持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

范兴华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友伴的实质性支持、情绪情感支持均对大学生的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友伴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2.2 生活事件生活事件是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是造成心理应激并可能进而损伤躯体健康的主要刺激物即应激源。

阳德华[26]在对大学生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的抑郁、焦虑与生活事件各个因子呈正相关，可见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对大学生抑郁有显著的可能是与健康、适应及与学习有关的负性生活事件，而来自健康与适应及人际关系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则可能对焦虑有重要的影响。

郭蓉等[27]通过对医学生抑郁情绪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的抑郁与是否善于交际、学习态度、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母亲职业，身体健康状况呈正相关，与是否谈恋爱、是否担心就业问题、家庭经济收入呈负相关。

张月娟等[8][29]通过路径分析显示，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的直接路径不显著，但生活事件经由自动思维和应对方式的间接路径显著，这表明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负性生活事件是大学生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

但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的联系不是直接的，中间有自动思维和应对方式等中介因素存在。

2.3 家庭环境在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对家庭影响因素作了探讨。

饶燕婷[28]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抑郁状况与是否是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环境和父母情感表达显著相关。

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有更严重的抑郁问题；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学生患抑郁的可能性更大；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有更明显的抑郁；父母职业是工人、农民、待业或其它职业的学生有更明显的抑郁倾向。

该研究还通过对父母抚养方式与大学生疏离感和抑郁关系的考察，发现父母的情感表达对大学生的抑郁和疏离状况有显著影响。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人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与心理健康的程度有确定的联系”。

当个体的某种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时，身心就会失衡，产生心理疾病。

国内已有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抑郁的儿童或成人，都具有以下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对子女多拒绝、多敌意、多批评、缺乏关注和情感的温暖[29]。

一般认为，父母的要求、干涉如果适度、得当的话，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促进作用。

反之，如果父母的要求过高、干涉过多，则不利于孩子独立人格的形成，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缺乏家庭凝聚力、沟通不畅、经常发生冲突的家庭会严重阻碍子女身心健康发展。

3总结分析3.1 国内现有的研究中，有关抑郁的认知理论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少，且研究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