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富贵于我如浮云_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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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于我如浮云”

——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

彭 波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合川　４０１５７２）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固为人人企羡，尤其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自先秦以降，士人就鄙视农工商所为，一意经营仕途。在他们看来，经由读书进而出仕乃士人摆脱贫贱，享有富貴的唯一途径；从实现“治

国平天下”宏伟志向角度，出仕亦是士人必然抉择。为获取官爵，士人无所不用其极：先秦游士四处钻营，吴起杀妻求将，苏秦朝秦暮楚；“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

招权纳货”［１］（３册卷９３４，Ｐ８７４）

；唐人则不以干谒为耻，终日

奔走于公卿之门，连杜甫也不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经历。而隐居山野，心怀魏阙的士人也屡见不鲜。对他们而言，

隐居并非真正目的，只是为出仕采用的迂回手段；且从隐居中还可获得正常仕进难以比及的声誉，为将来踏上仕途创造条件。虽然六朝已有《北山移文》的讥刺，唐代又有“终南捷径”的嘲讽，但奔马进京应不求闻达科式的人物依旧层出不穷（参见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九）

。一边士人“待贾而沽”，另一边朝廷也用利禄相诱以网罗天下才俊。而将读书与做官联在一起的科举，更好地适应了双方需求，一产生就成为士人出仕的主要渠道：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２］（卷１５杂记，Ｐ１５９）

李世民凭借科举固然达到了笼络人才的目的；可怜天下士子为功名皓首穷经，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

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２００８年０３月第５卷 第１期

Ｖｏｌ．５　Ｎｏ．１Ｍａｒ． ２００８

・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彭波（１９７４—），重庆江津人，文学硕士，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

文章编号：０８－２０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８９－０６

摘 要：北宋有些士人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清高脱俗，视富贵如浮云，并成为北宋士人心中理想典范。他们分为仕隐、

归隐、真隐三种。此文透过宋人笔记，剖析北宋士人看待功名利禄的态度，展示其人格魅力，并试图揭示其产生原由。 关键词：文人笔记；北宋士人；功名利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２］（卷１散序进士，Ｐ５）

在士人纷纷锐意求仕的同时，由巢父、许由发端的淡泊名利思想对争名逐利之风形成了一定反拨，一部分士人受其影响，逆潮流而动，视富贵如浮云。虽然历朝这样的士人始终是少数，但从宋人笔记中可看到：北宋士人将淡薄功名利禄视为理想人格大加推崇，且功名利禄之心较为淡薄者远较此前为多。何以如此？

一方面，以范仲淹为代表注重外在事功的士人，大力倡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不执着于个人的穷达进退，以及北宋儒学对《中庸》的重新发掘与“贱货而贵德”（《礼记・中庸》）等观念的再度兴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士人对利禄的过分热衷。而宋廷一贯奉行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士人对在疆场建功立业不抱希望，许多人为官时即持“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的心态，致仕后生活更如隐士一般。还有部分士人根本无意争名逐利，宁愿在书斋山野终老，也不肯蹑足官场。

另一方面，文人笔记的缮写本身就带有广见闻、助闲谈的消遣性质，又多作于致仕、归隐或闲置中，作者远离功名浮嚣，心态平和，且大多已逾知天命之年，历经磨难，了悟人生。在追述往事时，对金戈铁马的战场杀戮，惊心动魄的政坛变幻，风花雪月的诗文雅事，淡泊名利的野逸闲情，自然后者更能契合老人的心境。所以，虽然“视富贵如浮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指向，在北宋士大夫中也非人人恪守的信条，能达到这一境界者更是凤毛麟角，甚至不少人反其道而行；但作为一种理想与典范依然现实存在，更赢得了作者衷心嘉许，并在笔记中大量记载。下面，笔者就以宋人笔记为主要材料，对此作简单剖析：

一．仕隐型：不慕荣利

仕隐指身在官场却不以利禄萦心的士人。北宋自建国起，全面接收了后周、吴越、南唐等各国官吏，同时为削弱分散权力，大量设官，且专设有提举宫观、增判三京留司等闲官散职，形成了庞大的在职而赋闲的官僚阶层，为士人淡泊名利创造了客观条件。相当多士大夫对功名利禄都不甚热衷，与官场也保持了适度疏离；而为官同时做好隐居思想

准备，更几乎成了两宋官员共识，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３］（丙编卷五不忘山林，Ｐ３２２）因此“仕隐”型士人在北宋数量众多，也最具代表性。他们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不慕荣利的一面，有的自求闲职：

李集贤建中，冲退喜道，处缙绅有逍遥之风。…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司。［４］（卷１，Ｐ８－９）

有的在朝如在野：

崔坚白侍郎，口不谈人之过，澹于势利。祥符中，掌右史者几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虑上见之。精《易》象，善鼓琴，所僦舍有小閤，手植竹数竿，朝退，默坐其上，翛然独酌以自适。［５］（卷７口不谈人之过，Ｐ３５９）

在李建中眼里，馆阁清贵之职尚不及“洛中景物”，为了洛阳“园池亭榭”，他竟自“求留司”。而崔遵度在其他官吏竭力向皇帝表现自己，以求加官晋爵之际，却“常自退匿，虑上见之”；下朝后，则读《易》鼓琴，默坐独酌，过着恬淡自适的隐逸般生活。他们置身仕途而“澹于势利”，远离流俗又不遁迹山林，在大隐与小隐，冷落与喧嚣之间，选择了“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居易《中隐》），将做官当作隐居的道路。而这种亦官亦隐，随官随隐的生活方式，也广为北宋士大夫效仿，并成为进退出处的典范。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宋士大夫像晋人那样“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惔传》），他们在其位即谋其政，处理政事时一样勤勉干练：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６］（卷４东坡西湖了官事，Ｐ３６）

游玩也好，剧饮也罢，都在忙完公务以后，绝不纵己私欲而唐突官事。他们对功名利禄的淡薄，源于“读书谋国不谋身”

（杨万里《题浩然李致政义概堂》）的理念，故能以超然的态度看待官场浮沉升降。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官职利禄不甚看重，有的自请为儿子降阶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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