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总结(自己)

一、名词解释。

良史：“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这，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史才三长：是刘知幾所著《史通》中提出的关于史家修养的要求：史学、史才、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史料的收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

信史：“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则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譙愈众，奈天下后世何！”

史法：所谓史法，指历史记载和历史编纂方法，其内容包括史书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主要表现为史书的体裁与体例。叶适有史法之议，认为旧史法指的是董狐、齐太史之书法，之后孔子进一步发展。同时，叶适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遗祸后代。

史意：所谓史意，指历史撰述中寓含的思想和宗旨，其内容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史家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史德：章学诚在其史德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他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是说不能掺进“违理以自用”、“性以自咨”的主观情绪，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论断是否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认为“史德”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新史学：最初专指针对具“四弊二病”之旧史学而言的“新史学”，其后含义逐渐扩大，一指经何炳松引进的美国史家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二指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史学，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称为“新史学的曙光”。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起，“新史学”逐渐转指有别于旧史学的新兴史学，既包括20世纪初提出的“新史学”，又包括后来形成的唯物史观史学，但不包括国外传入的历史学派。50年代以后，当唯物史观史学成为史学主流之后，“新史学”概念逐渐变得单一起来，专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包括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不再包含唯物史观史学了。80年代以来，“新史学”的概念又转而用来指20世纪初的“新史学”、国外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学派，或包括唯物史观史学，或不包括唯物史观史学。

二重证据法：最先由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指出了历史研究的两重证据：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这是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陈寅恪先生后来将其具体阐释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历史演进法：历史演进法最初是由胡适明确提出的，但其根源则是顾颉刚提出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观，即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是有神性的，都是从神演化为人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之后胡适在其《古史讨论读后感》中概括成为历史演进法，即探究某一古史最初的形态及其后来的演进发展。

中国文化二周说：最初由雷海宗提出。他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有中国文化独具两个生命周期，中国人从殷商时代至五胡乱华走完了文化的第一周，但其后由于受了外来思想的刺激，再从南北朝隋唐五代起至清末以下创造了文化的第二周，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既然走完第一周后还能创造第二周，那么我们也有信心创造第三周的文化。

五朵金花：“五朵金花”是指建国初期，学者们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五朵金花”问题的争论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使命，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

史学革命：1958年，随着经济“大跃进”的发展，史学界也提出了“大跃进”的要求，“史学革命”应运而生。“史学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倾向的恶性复活，历史主义原则在这时丧失了任何约束力。总的来看，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革命”。“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是这次史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史学界在如何估价阶级统治的

历史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无不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生的。

历史主义：历史主义的核心口号是“如果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起点崇拜”。学术界很多号称理论和思想性的著作，有大部分篇幅是在回顾历史。以为把问题的历史描述好了，对问题本身就解释好了。这是一种诡辩。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里，我们有一种对历史的崇拜。西方将古代社会称为“黄金时代”，接着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认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这里也有一种对原始起点的崇拜，是一种追求起点，退回到起点的历史主义情趣。“历史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对过程的崇拜。我们总是不断地追溯着过程，历史上也确实有些哲学家非常重视过程。但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中，全部的兴趣就是把历史的过程一步步描述展开。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不停地追溯历史的起点和过程，但对当代却缺乏研究。这样的“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不仅是在历史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都不断地体现出来。

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主体即是史学家，其主要包括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历史研究是史学家主体的一种能动的认识活动，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历史结论的形成，全部过程都渗透着主体的能动性。

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客体，又称历史研究的客体，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中，被历史学家所设定、选择和研究的那一部分。具有客观性、不可重复。历史客体是过去人类的历史活动，既不会重现又不会重演，也不以历史学家的好恶而改变。

主体意识结构：主体意识结构的构成包括历史认识主体即史学家的哲学观点、政治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主体意识结构的诸因素在主体认识活动中，都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认识结构整体去实现其认识功能的。校法四例：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还可用出土的文字资料相校）。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这就是陈垣的校法四例。

《史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1）从史官到史家：角色意识的时代转变。“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通》：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是唐朝以前中国史学各个源流从内容到体例比较全面的总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进步的史学观，具体阐述了“史才、”“史学”、“史识”。《史通》的结构：原为52篇，佚失3篇，现存49篇，共20卷。前10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撰史原则和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10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该书有三大意图：首先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其次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其三是为了经世致用。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他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提倡六经皆史，强调史意、史学家法和通史家风。同时章学诚也是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大师，所编和州、永清、毫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顾颉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