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化蝶与梁祝文化

论化蝶与梁祝文化摘要：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让我们从梁祝文化方面重温这个凄美而又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1 化蝶的由来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

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人称祝员外。

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

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

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

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

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

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

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

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

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

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

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

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

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

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

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

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

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

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

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

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

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

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

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

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二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2 梁祝文化2.1 对梁祝化蝶的鉴赏2.1.1 梁祝化蝶的文学意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

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

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化蝶”，是梁祝文化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时出现的点睛之笔，它也《梁祝》精髓所在。

它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它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

爱情被毁灭了，但爱情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它是火凤凰的涅般木。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人徘徊，千古传颂深深爱，山伯永恋祝英台。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

楼台一别恨如海，泪染双翅身化彩蝶翩翩花丛来，历尽磨难真情在，天长地久不分开。

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一段柔美、深情地旋律，打动了多少天下有情人。

正是有了化蝶这一传奇的爱情，让人们相信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长长无绝期。

2.1.2 梁祝化蝶的思想“化蝶”的情节虽然早有宋人的《太平广记》中就已出现，但当时这一寓意深刻的情节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广泛传播未来。

至明清，民主启蒙主义思想与宋明理学展开了激烈交锋，个性解放的思潮再度兴起。

在这一思潮的激发下，梁祝故事亦有所升华，这最集中地表现为：祝英台纵身入墓、裙裂化云、云飞坠落这一意象不甚鲜明的情节，变为英台纵身入墓，与山伯之灵魂化为双蝶，翩翩起舞，比翼高飞。

《祝英台小传》、《桃溪客话》、《仙踪记略》等等均重视这一重要情节，具体情景虽不尽相同，但基本趋向一致。

故事的发祥地宁波一带更大加渲染，把双蝶描绘成五色缤纷的大彩蝶。

其意象性是十分彰显的，其文化意蕴是十分深远而精当的。

它表明：梁祝爱情已经超越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想范式，彩蝶的比翼双飞，既植根于魏晋文化思想的进步因素，又注入了民主启蒙的新文化思想，只有这样的两性关系，夫妻关系才是最正确、最美丽的，人类社会中有男女比翼齐飞，才会更完美。

2.2 梁祝的文化内涵纵观之，梁祝的精神向度、文化历史指向是一以贯之的、鲜明的，揭示了人民大众要求打破传统的落后的女性观、婚恋观的心理，赞美了爱情和爱情的美，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给人以审美满足和思想情操的启迪。

一、它体现了女性在婚恋中的主体性，对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后女性的被动、从属地位，开始提出质疑和挑战。

诚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但是，这是就整个人类历史的总趋向而言的。

我们不会忽视，魔鬼之掌尚有漏光的指缝，何况乎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是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有大回旋。

仅以封建社会的女性生活为例，魏晋以至隋唐，就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回旋现象。

汉末以来，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多种文化思想兴起，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呈现出解放势头，社会呈现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趋向，不少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政治生活。

孙吴时吴夫人积极协助孙策、孙权治理军政大事，颇有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孕育出了梁祝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祝故事在各地广为流传、发展。

也就是说，梁祝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民间故事对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作出了最敏锐、最直接的反映。

祝英台主动而执着地要求外出求学；遇梁山伯后敢于与之结为金兰；同窗三年，两心相知相亲，同学友谊发展成为爱情，并且主动向山伯表达爱心，而且那么一往情深；山伯误了佳期，英台直至下嫁马家时，已经到了“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句)的时候了，但她依然不改初衷，过山伯墓地，以死抗争，终得祭墓，天地为之感动，地裂墓开，英台毫不迟疑，纵身入墓，追求爱情理想的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深厚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依据的。

在整个故事中，她是那么积极、主动、热忱，女性主体意识表现得颇为充分、饱满，由董仲舒、班昭和大批封建文人建立起来的系统完备的女性礼教观念，在这里遭到了强劲的挑战，它留给人们的思想资料和精神力量是宝贵而又巨大的。

二、梁祝故事鲜明地表现了男女平等的婚姻理想魏晋以至隋唐，社会价值取向由“重人伦，崇礼节”的伦理政治模式转而向“重生命，崇自然”的新型情感模式突进，人们开始蔑视纲常名教，追求本然生命和真实感情的自由张扬。

这种时代新风直接影响了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男女两性相当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束缚个性和生命的旧道德规范，两性关系出现了相当和谐美妙的局面。

士大夫们纷纷越过礼教樊笼，与女性自由平等地交往。

阮籍的言行是颇为典型，发人沉思的。

礼教明文规定“叔嫂不通问”，他却陪送嫂子回家，有人讽之，他则反唇相高：“礼岂为我辈所设也!”邻家有才貌双绝之女不幸夭折，他闻之即往痛哭哀悼。

醉酒之后，即卧于酒家妇之侧，无任何不良举动，妇人之夫见之亦行若无事。

以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文人们，都把对女性的赞美提升到了脱俗的审美境界，在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作品中，普遍展示了男女关系的崭新品格。

与之相对应，女性的表现亦不亚于男子。

相当多的女子能够随着时代前进，鄙弃世俗，直言不讳地追求爱情和美满的夫妻关系，敢于在婚姻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

贾充之女见到其父部属韩寿，心悦之，恒怀存想，发之于咏，韩寿闻之心动，遂请侍女传递心声，贾充知之，即将女儿嫁给韩寿。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魏晋女子已开始不甘心作为男子的忠顺奴仆，已敢于采取当时所能采取的诸多方式，在两性关系中进行合理抗争，扮演着有声有色的角色，至少在家庭生活中，她们已争取与男子平等化，进而争取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与男子平等。

梁祝爱情故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并流行起来的。

它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而不是文人们随意编造的。

它已经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三年同窗中朝夕相处，他们的爱情正是在彼此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萌发出来的，给人以瓜熟蒂落之感。

他们恋爱的全过程，始终都表现男女双方人格上的平等，是以爱者和被者的可爱、互恋为前提的。

没有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思想羁绊，封建婚姻的基本原则“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门当户对”，在他们之间是不见踪影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表现出试图超越一切封建婚姻模式的历史性倾向。

与青梅竹马式相比，它多了精神维度，是成年之后两性爱慕的结果。

与才子佳人式相比，它多了思想深度，它自始至终从未强调郎才女貌——男为女色倾倒，女为男才折服。

在梁祝之间，女子的容貌从未成为女性价值的首要筹码，男子的才学也从未成为男子价值的首要标识，他们的爱只是两人心灵的契合，他们只以对方的可亲可爱可以信赖作为条件，而没有以权、钱、才、貌作为取舍条件，更没有其他附加的政治伦理义务。

与一见钟情式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排除了为一时的偶然现象所迷惑的盲动性。

他们已摒弃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婚恋畸形，鲜明地体现了魏晋时代女性地位上升之后的种种新的精神风貌。

那新颖美丽的爱恋情景投映在历代读者的心扉上，激起了多少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热忱憧憬和强烈追求，引发了多少读者对爱情真谛的历史性思考。

三、执着、热情、雅正的恋爱方式一位哲人深刻地指出：形式也是内容。

在行为方式上，魏晋时代的女性，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和文化传统，又体现了特定时代所培育的人文素质。

良好的文化教养，使女性的风仪气质俱佳，涌现出不少令人敬佩的杰出人物。

祝英台正是这些优秀女子的素质品格的一种折射。

在与梁山伯恋爱的全过程中，她既保持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又发扬了时代的新风尚，她的这种恋爱方式和她的思想、情感一样，充满中国少女的爱情的诗意美，热烈而蕴藉，执着而机智，一往情深、生死不渝，如同一首婉丽的月光曲，但没有淫邀艳约、打情骂俏，也没有直白的山盟海誓和疯狂的肉欲举动，读之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陶醉于雅正爱情的漫馨和纯真之中，心灵和情操都在欣赏中得以净化。

四、震撼人心的悲剧美我们在论证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任何文化思想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时候，在论证魏晋以至隋唐是女性生活相对宽松时期的时候，并没有忘忽马克思的精辟论断：封建专制制度的总原则就是不把人当作人。

作为特别凝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魏晋有鲜明的特殊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总原则”，它的文化思想总体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

女性在历史的曲折、回旋时期积极争取参与社会活动，争取男女平等，女性固有的主体性有所复苏，但是乘奔驭风而起的人物在女性世界中毕竟是少数，而且又多表现出间接性，并没有超越男权中心主义的“总原则”，在不少情况下，依然是以男子为依托的，这从上文所举几例中均可窥见。

那些亮点是从魔鬼的手指缝中漏出来的，并非阳光普照大地。

包括祝英台在内，女性在继承了某些滞后的消极的因素之后，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