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说话”与“说法”的文学

关注“说话”与“说法”的文学

从刘震云小说看一种文学新潮

关注“说”

说话，是人类存在、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所谓“无话不谈”，是关系亲密的同义语；“无话可说”，是关系生疏的另一种说法；“说得上话”，是有身份的证明；“话里有话”，是心计的体现；“说实话”，是一种表白的常用语；“祸从口出”，则道出了说话与悲剧的可怕联系。此外，还有大量的套话、空话、行话、谎话、黑话充斥于各种人的日常生活。在《增广贤文》这本因为集中了中国民间的处世俗语而流传至广的小册子中，关于如何说话的训诫就占了相当的比例：从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这样的提醒到“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甘草味甜人可食，巧言妄语不可听”、“事非亲见，切莫乱谈”之类忠告，都昭示了民间对于说话的诸多禁忌与讲究。因此，“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少说话，多做事”或“谨言慎行”才成为中国社会里做人的基本准则。

只是，到了当代社会，思想解放、杂语喧哗的热闹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许多准则。喜欢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人们越来越多。会不会“说”、“说”得有没有水平已经成为当代人表白自我、宣泄自我、推销自我的重要方式。倾诉的欲望、沟通的欲望不仅涌动在亲朋好友之间，甚至常常扩大到素不相识的人之间。那些在网上频频加陌生人为好友的网虫们，那些满腹愁绪不向亲人说，而是向素昧平生的心理医生、电台主持人、新闻记者倾诉情感隐私、个人困惑的人们，都使渴望说个痛快、渴望通过倾诉摆脱孤独与苦闷的情绪成为了当代生活的重要表征。与此情绪相应的，是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叙事风格在文学作品中也流行开来。

然而，问题还在于：在那些唠唠叨叨或滔滔不绝的“说”中，到底有多少真情、真话？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网上那些虚拟的网名就给倾诉的真实性打了折扣。还有那些“真情表白”到头来也常常蜕变为夸大其词的虚饰与矫情。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重，还有不可面对之真！从这个角度看，杂语喧哗的热闹中又混杂了多少无稽之谈、谎言与废话？

在我看来，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手机》、《一腔废话》和《一句顶一万句》就充分揭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张口就来的谎言与言不及义的废话！

《手机》：“瞎话张嘴就来”

1990年代以来，手机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的必需品。手机，意味着沟通的方便、联络的及时。这些年，随着手机更新换代的加快，手机已经具备了照相机、网络、游戏机、银行卡的多重功能，在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在阴差阳错中为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通过一个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揭示了当代人的一种生存困境：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电视上滔滔不绝，回到家却不想说话了；在电视上，他说的话“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如此说来，

有多少是套话？这样的话说多了，那些主持人也就“都是不拿话当话的人”了），到了生活中，他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在脏话、傻话、假话、废话中时而如鱼得水、时而如履薄冰，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会说话”了，达到“瞎话张嘴就来”的地步，还惹出层出不穷的麻烦；而他的情人五月在做爱时大说“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充分表现出“女汉子”的非比寻常；还有大学教授费墨说话的风格“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可为什么在滔滔不绝之后还是感到“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他一边“贫”着，一边继续讲“坚涩和拧巴”的话，一边还在生活中蝇营狗苟，表现出几幅面孔而这一切，都烘托出一个严肃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撒谎成风”！这一句，使人情不自禁想起鲁迅关于“瞒和骗的大泽”的感慨来。但刘震云还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揭示了当代社会里撒谎成风的必要：《手机》“主要探讨的是一个谎言的重要性。每天有用的话可能就十句话，那每天要说三千多句话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不是废话，或者是假话，但它既然占了这么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每天没有这三千多句的废话和假话，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会崩溃。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谎言，实际上每一个人，我觉得的话都说过谎言，而且谎言的比重，有时候比你发现真理的比重的话，要大得多，当生活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是多少地愉快。当这谎言被揭破之后，露出生活的疮疤和真相的时候，世界又是多少地惨烈。”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句：谎言又可分为“无伤大雅”的谎言与“居心叵测”的谎言。生活中，“无伤大雅”的谎言可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某种润滑剂，而“居心叵测”的谎言则常常导致伤天害理的骗局。对于“居心叵测”的谎言，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在形形色色的骗局层出不穷的今天。

一面是各种各样的瞎话、脏话、废话，一面则是大家早就不信、可还是常常不绝于耳的套话、空话、大话，还有那些套话、空话、大话被“黑色幽默”化以后产生的怪话（以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乔瑜的《孽障们的歌》、王蒙的《狂欢的季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小说为代表）在这些语言的狂欢中，人们逃离了崇高、严肃，习惯了调侃、玩世不恭，更滋生出“撒谎成风”的社会痼疾！那些“诚信为本”、“撒谎可耻”的传统美德已经岌岌可危！“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也像瘟疫一般扩散。由此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有目共睹，不可不察。

这一切，到底是手机惹的祸？还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产物？

何时才能唤回“诚信为本”、“撒谎可耻”、“老实人不吃亏”、“狡诈者寸步难行”的良好社会风气？

《一句顶一万句》：“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一句顶一万句”是当时林彪推崇毛泽东的名言。以这样一句话作为一部描写作家故乡人心中无限苦闷的书名，颇有讽刺意味。

小说讲述了两个寻找“说得上话”的知心人的故事：孤独的吴摩西为了寻找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他的养女的儿子牛爱国，也是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在他们寻寻觅觅的人生旅程中，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渴望沟通、摆脱孤独，却在试图表达内心的苦闷与无助时常常“言不及义”、或者“言不尽意”，因此产生了新的苦闷与困扰。那些鸡毛蒜皮的“话”常常成为惹事之端，是作家对于国人生存状态的悲悯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一句顶一万句》显然具有针砭“国民性”的锋芒，同时，还有“探寻人生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一辈子活着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