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谈翻译的技巧

杨绛：翻译的技巧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杨绛谈翻译技巧：一九八六年，我写过一篇《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记不起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

文章未引起任何反应，我想是不值一看，打算削弃。

钟书说：文章没有空论，却有实用，劝我保留。

这篇文章就收入我的《作品集》了。

如今重读旧文，觉得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所举例句，也未注明原文出处，所以我稍加修改，并换了题目。

我对自己的翻译，总觉未臻完善。

所以我翻译的作品虽然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

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

我就把原题改为《翻译的技巧》。

我暂且撇开理论----理论只在下文所谈的经验里逐渐体现。

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

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

这是翻译家一致承认的。

至于如何贯穿这个指导思想，却没有现成的规律；具体问题只能各别解决。

因此谈翻译离不开实例。

可是原作的语种不同，不免限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共同认识；而实例又东鳞西爪，很难组织成为系统。

我试图不引原文而用半成品为例，并尽量把问题组成系统。

谈失败的经验，不免强调翻译的困难。

至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

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

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须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

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

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

原文的弦外之音，只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

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

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

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

彻底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

我的经验只限于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原著译成汉语。

西方语法和汉语语法大不相同。

如果把欧洲同一语系的语言从这一种译成那一种，就是唐吉诃德所谓“好比誊录或抄写”；如要翻成汉语就不那么现成了。

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晋代释道安翻译佛经时所谓“胡语尽倒”。

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

我仿照现在常用的“难度”、“甜度”等说法，试用个“翻译度”的辞儿来解释问题。

同一语系之间的“翻译度”不大，移过点儿就到家了，恰是名副其实的“迻译”。

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度”很大。

如果“翻译度”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或是两脚朝天，或识蹩了脚、拐了腿，站不平稳。

翻跟头只是比喻。

而且翻跟头是个快动作----翻译也是快动作：读懂原文，想一想，就翻出来。

要讲明怎么翻，得用实际的语言，从慢镜头下一一解释。

“胡语尽倒”的“倒”，并不指全文语言颠倒。

汉语和西方语言同样是从第一句开始，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直到结尾；不同主要在句子内部的结构。

西方语言多复句，可以很长；汉文多单句，往往很短。

即使原文是简短的单句，译文也不能死挨着原文一字字的次序来翻，这已是常识了。

所以翻译得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

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

一、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我翻译总挨着原文的一句一句翻，但原文一句，不一定是译文的一句。

原文冗长的复句，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

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

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

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

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的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

不论原句多么曲折繁复，读懂了，总分得清。

好比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可是能套上就能解开。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

主句没有固定的位置，可在前，可在后，可在中间，甚至也可切断。

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

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

试举例说明。

我采用冗长的复句为例，因为翻译这类句子，如果不断句，或断句后排列不当，造成的不信不达较为明显，便于说明问题。

这个例句，包含A、B 两分句。

去掉了枝枝叶叶的形容词组和副词组，A句的主句是“我大着胆子跑出来”。

B句带着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分句：“可是我的命运注定，当时我的头脑特别清醒（主句）；所以我不愿向冤家报复，而要在自己身上泄愤（分句）。

”我分别用三种表达方式：（一）最接近原文的死译，标点都按照原文（但每个词组的内部不死译，否则，全句读来会不知所云）。

（二）断成几句，并颠倒了次序。

（三）因意义欠醒豁，再度排列断句的次序。

我把三种译文并列，便于比较。

第（三）种译文未必完善，只是比第（二）种对原文更信，也更能表达原意。

A 句（一）我在看到全家人一片混乱时，我大胆跑出来，不顾被人看见与否，我带着决心如果被人看见，我就大干一场，叫全世界都了解我胸中理直义正的愤怒，在对奸诈的堂费南铎的惩罚中，甚至对那尚未苏醒的水性女人。

（二）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了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

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甚至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都知道我怀着理直义正的愤怒。

（三）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见不看见。

我打定主意，如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堂费南铎，也不饶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知道我满怀气愤是合乎公道正义的。

B 句（一）可是我的命运，为了更大的坏运，假如可能还有更坏的，准保留着我，注定在那个时候我往后昏迷的头闹特别清醒；所以，我不愿对我的两大冤家报复（这，因为他们绝没有想到我，是容易办到的），我要用自己的手，把他们应受的惩罚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对待他们的还厉害，如果那时候杀了他们，因为突然一死痛苦马上就完了；可是延长的痛苦用折磨连续地杀，不能完结性命。

（二）可是命运准是保留着我去承当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

命里注定往后昏迷不清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

我当时如果向自己的两大冤家报仇，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心上绝没有想到我这个人。

可是我不想这么办。

我只想对自己泄愤，把他们该受的痛苦加在自己身上。

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也不如我对待自己的那么严酷。

因为突然的痛苦，一下子就完了，而长期的折磨，好比经常受杀戮之痛而不能绝命。

（三）可是命运准保留着我去承当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

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清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

我不愿向我的两大冤家发泄怨愤，只想惩罚自己，把他们应得的痛苦亲手施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对待他们还要残酷。

我当时如果向他们俩报复，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们心上绝没有想到我这个人。

可是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而我糟蹋自己，却是缓慢的长期自杀，比马上送命更加痛苦。

从以上三种译文里，可看出如下几点。

原文不断句，是瘫痪的句子，不对照原文就读不通。

复句里的主句、分句和各个词组，正如单句里的单字一样，翻译时不能不重作安排，也不能照用原来的标点。

长句断成的短句，重作安排时如组合不当，原句的意思就不够醒豁。

译文（二）的一组句子，读上来各句都还通顺，可是有几句散漫无着。

全组的句子没有突出原文的主句，也没有显出各句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原句的意思不醒豁。

译文（三）重作安排后，较译文（二）更忠实于原意，语气也更顺畅。

短句内部没什么变动，变动只在各短句的部位。

可见最大的困难不在断句，而在重新组合这些切断后的短句。

译者总对照着原文翻，不免受到原文顺序的影响；这是不由自主的。

原句越是冗长曲折，译者越得把原句读了又读，把那句子融会于心。

原句的顺序（外国句法的顺序）也就停滞在头脑里了。

从慢镜头下来看，就是分解了主句、分句、各式词组之后，重新组合的时候，译者还受原句顺序的束缚。

这就需要一个“冷却”的过程，摆脱这个顺序。

孟德斯鸠论翻译拉丁文的困难时说：“先得精通拉丁文，然后把拉丁文忘掉。

”“把拉丁文忘掉”，就是我说的“冷却”。

经过“冷却”，再读译文，就容易看出不妥的地方；再对照原文，就能发现问题，予以改正。

我曾见译者因为把握不稳，怕冒风险，以为离原文愈近愈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愈小愈妥；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

可是达不出原意的译文，说不上信。

“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

从上面所举的例句，可以看出，“翻译度”愈小，就是说，在文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

原意不达，就是不信。

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辞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

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

这里不妨提一下翻译界所谓“意译”。

我不大了解什么叫“意译”。

如果译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来说，那不是翻译，是解释，是译意。

我认为翻译者没有这点自由。

德国翻译理论家考厄（P.Cauer）所谓“尽可能的忠实，必不可少的自由”，只适用于译者对自己的两个主人不能兼顾的时候。

这点不忠实和自由，只好比走钢丝的时候，容许运用技巧不左右倾跌的自由。

上文曾以拼七巧板为喻，说不该加一块板或减一块板。

这话需稍加说明。

这不过是说：“不可任意增删原文，但不是死死的一字还它一字。

比如原句一个主词可以领一串分句，断句后就得增添主词。

原句的介词、冠词、连接词等等，按汉文语法如果可省，就不必照用。

不过译者不能回避自己不了解的字句，或苦于说不明白，就略过不译；也不能因为重组原句的时候，有些部分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就干脆简掉。

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表达不清楚，插入自己的解释。

上面例句里的“我”字译为“我这个人”，因为原意正是指“我这个人”，并没有外加新意而“加一块七巧板”。

这种地方，译者得灵活掌握。

有时汉文句子言简意赅，也有时西方的文句简约而含意多。

试举一比较句为例。

原句是充满感情的一句对话。

主句是“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忠实的朋友叫来呀？”分句是“[他是]太阳所照见的、黑夜所包藏的朋友中最忠实的朋友。

”（这句话是反话，“忠实”指不忠实。

）我仍然并列三种译文。

（一）“……你为什么不去召唤那个最忠实的朋友在朋友中太阳所看见的，或黑夜所遮盖的？……”（二）“……你为什么不去把白日所见、黑夜所藏的最忠实的朋友叫来呀？……”（三）“……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位忠实的朋友叫来呀？比他更忠实的朋友，太阳没照见过，黑夜也没包藏过！……”译文（一）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