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黄梅

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

-------黄梅丛林兴衰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东晋时传入黄梅。东晋咸和年间（326—334），高僧支遁（204—366，陈留在今河南开开封市南）游历江南后，来黄梅蔡山首建江心寺和摘星楼，并在寺前栽种白梅一棵（世称“晋梅”，又称“二度梅”）。东晋著名高僧慧远（334—416，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在主持庐山东林寺时，曾与大诗人陶渊明结友渡江北上，到黄梅创建张家湖柘林寺。梁武帝时，印度高僧菩提流支来黄梅广福山董家城创建“菩提寺”，后卓锡于多云山广福寺。不久印度高僧千见报宝掌和尚来黄梅紫云山创建道场，后人称为“老祖寺”。佛教禅宗四祖道信继承三祖僧粲衣钵，于唐武德七年（624）春，来黄梅双峰山（亦称西山）创建“幽居寺”，现称“四祖寺”。在道信住持下，修建殿堂阁楼达800多间，名胜古迹80多处，僧众一千多人，是当时中国佛教寺观规模最大、僧徒最多、香火最旺、声誉最高的名刹之一，也是全国首聚僧众集体定居传法，过团体生活，实行农禅双修的典范寺院。历代有许多大德高僧、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中外游客，慕名前来浏览朝拜，并留下无数题额和诗篇。禅宗五祖弘忍，承四祖道信衣钵于唐永徽五年（654），从西山来到东山，创建“禅定寺”，后名“东山寺”（亦称东山禅寺，现称五祖寺）。在其极盛时期，修建殿堂楼阁达1000多间，僧徒1300多人，轰动华夏，“四方清益，日逾千计”，香火十分旺盛。

黄梅佛教最盛时期是唐、宋。唐代全县各地大兴土木，立宇造像，出现“十里三座庙，无路不逢僧”的盛况。全县有寺、庙、庵、堂、阁等约400座，（其中黄梅县城周围就有30多座），僧尼2000多人。全县2.9万多人，约有2万人信奉佛教。宋代，黄梅佛教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宋高宗赵构称帝，大力弘扬佛教，大光宝刹，黄梅庙宇亭阁，星罗棋布。据统计，全县有大小寺庙500多座，僧尼3000多人，庙田、山林8万多亩，收藏佛经典籍3000多卷。宋末因遭兵灾，寺庙毁坏严重，香火萧条。元朝崇尚佛教，黄梅佛教又获生机，各地被毁的庙宇重新修复，法席再振。元末遭兵灾，大部分殿堂被毁，僧尼被迫还俗或流落他乡。明朝，太祖常称释迦之道，佛教再度兴起。全县被毁的庙宇大部分又修复一新，计400多座，僧尼2000多人。正德年间（1506—1521），部分寺庙又遭兵灾被毁；嘉靖年间（1522—1566），又整修一新。特别是万历年间（1573—1619），佛教出现兴旺景象，各地寺庙不仅得到修复，不少进行了扩建，后又被毁。崇祯初年，各地寺庙，再次修复。明末战争频繁，几经劫火，香火萧条，僧尼逃散。清朝既崇儒重道，又尊崇佛教，全县各地庙宇又得到修复。其中康熙年间比较兴盛，计有大小寺庙460多座，常住僧尼3000多人。咸丰四年（1854），各地寺庙又遭兵灾。同治年间又陆续重建，到清末香火还比较旺盛。民国年间，全县庙宇几经劫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屡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仅存破旧不堪的寺庙的寺庙100多座，常住僧尼约500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先拨款维修一些重点寺庙。佛教界人士提出爱国爱教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张，组织僧人开展学习和生产运动。经地土改，寺庙废除了地租剥削，有劳动能力的僧尼，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或社会服务工作，逐步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经过民主改革，寺庙废除了封建特权，使很多僧尼陆续返回，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1958年“大跃进”

时，全县有些寺庙、庵堂被改为工厂、学校、医院、商业用房或职工和居民宿舍，寺庙个数减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城内有寺庙庵堂8处，僧尼6多人，至60年代仅存3处。这些寺庙的老幼僧尼，均依靠国家付给的寺庙房租定息维持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思想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部分寺庙被封闭，不少佛像、经典、法器被砸烂或焚毁，大部分僧尼被迫还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又得到落实，僧尼纷纷返回寺庙，修复庙宇，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五祖寺被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国家先后拨款500多万元，募化1000多万元，修复和兴建了一批殿堂楼阁，使五祖寺、四祖寺等一批寺庙面貌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佛教工作基本由县委统战部管理。1984年8月，成立“黄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全县宗教事务。

禅门法要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史称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但是禅宗并不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佛教中并没有一个禅宗的派别，也没有哪一个派别在思想和实践上与禅宗一样，禅宗完全是中国佛教的产物。达摩传道二祖慧可，慧可传三祖僧璨，一直是采取“一僧一庵，一衣一钵，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纪，诲以禅教”的游化乞食为生的传统戒行方式修炼。这个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宗派，从禅学理论和教派源流上说，只能虽中国禅宗的前身。禅宗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有影响的宗派体系，则是从四祖道信晚年住西山时开始的。道信改革达摩以来的传统戒行禅法，推动印度禅中国化，并逐步发展成为宗派，使西山成为声誉最高的名刹之一，出现了“诸州学道，无远不至，日以数百，月以数千”的辉煌局面。为了保障僧众集体修禅，他极力创导农禅并重的禅风，告戒弟子“努力而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肠”。这充分说明道信大师及门徒，不是靠官府供给或施舍来维持生计，而是自耕自给，自食其力，这样，不但解决了僧众吃饭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僧众养成劳动习惯，锻炼体质，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减轻百姓负担。道信的禅学理论高深。他积极主张戒修相兼，楞伽经和般若经相解，渐修与顿悟相连，从而把禅宗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使其门徒渐渐地发展形成为一个僧众团体，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

道信在选择法席继承人问题上，慧眼识中眼随他二十多年的弘忍。唐永徽二年（651），道信将衣钵传给弘忍，是为禅宗五祖。弘忍是一位富有很深禅学理论造诣而又重于实践的禅门大师。他继承和发扬了四祖道信提倡的定居传法，农禅并重的禅风，广开禅门，接引众品，集徒数千，影响很大。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对达摩的禅法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唁张“即心即佛”、“见性成佛”的顿司修持观。改革传统的繁琐禅修方式，创造出一套最易为下层人民接受的简易通俗的禅学理论。他的专著《最上乘论》是中国禅宗第一部理论著作，为开创“东山法门”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禅宗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禅门后继将他的禅法称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是禅宗形成的标志，在佛教史上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

“东山法门”的禅学理论和实践的特征是

1. 有独特的理论基础。“东山法门”时期的禅学理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独特之处，一是深化了“心传”理论。“即心即佛”，“无须外求”“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是弘忍禅学思想的基础。二是发展了禅修理论。弘忍的《最上乘论》，对禅修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认为禅修过程是一个不断舍妄归真的过程。他只强调守心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他把“行住坐卧”，一切劳作都看成是禅的修行。“守本真心”，万变不离其宗，是他教人入道的要门，也是他禅学思想的核心。三是革新了顿悟的理论。他指明顿悟是探索持的必然归宿，没有顿悟，修持就失去目标。顿悟的目标是“得自本心”，“见自本性”，因此东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