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彬：倡导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民俗学家

姜彬：倡导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民俗学家
近日，我又重新阅读《民间文艺集刊》，想到当年主编这一理论刊物的姜彬。

《民间文艺集刊》从1981年11月创刊，历经《民间文艺季刊》（1991年11月），到《中国民间文化》（1996年11月），十五年光阴，姜彬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不仅如此，姜彬进入晚年后，依然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继1990年撰写出版《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个人著作后，1992年至2005年先后出版了他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三部学术份量很重的带有浓厚地域色彩和鲜明理论个性的民俗文化学专著。

姜彬先生虽说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头了，但当我回忆起近三十年前我对他采访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1989年9月15日上午，我前往位于长乐路570号的蒲园――姜彬先生的寓所。

这是一座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紧靠长乐路第一排，人行道沿栽有绿叶成荫的梧桐树，高高的三层楼外墙爬满了树藤和绿茵。

这座洋房被上海市政府列为“优秀近代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在我担任姜彬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吴越民间信仰》两部书的责任编辑期间，我曾多次往返于姜彬家。

姜彬家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卧室，三楼是书房。

当我登上三楼书房时，姜彬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

书房很大，约有20多平方米，朝南，光线充足，除两壁摆满了书的书橱外，墙上还挂有几幅名
家的书画。

在我们各自就座后，姜彬客气地请我喝茶。

在我说明来意后，姜彬犹豫了许久，才打开话匣，谈起了自己从事民间文学事业的经历。

姜彬接触民间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

那时候，他在山东解放区工作。

一次偶然的翻车事故，使他不慎受伤，从此转入文化部门――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山东）工作。

这期间，他从不断收到的民间文学来稿中，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智慧创造和心血结晶；感觉到从事文学事业，应当向民间文学学习，从而萌生了热爱民间文学的事业心。

于是，他开始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如谚语、民谣等。

日长月久，他渐渐对民间文学加深了感情，进一步感到自己的认识也应当逐步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就使他产生了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的兴趣和信念。

上世纪50年代初，姜彬从解放区来到上海，先是在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后是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工作虽然一直很忙，他却总是忙中偷闲地在工作中留心积累材料，放弃一切休息时间，坚持业余研究写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论歌谣的表现手法及其体例》。

1955年又出版了《中国古代歌谣散论》。

在华东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期间，工作虽忙，他却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这为他从事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期间，文学和历史虽都是他涉及的方面，但重点用心的却仍是民间文学。

1958年我国经济上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但在这个特定的历
史背景里，人们的精神世界确实是振奋的，研究被这个时代气氛感召起来了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文化心态及其表现方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姜彬这时候正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

这个工作，使他在与群众文艺结合方面有了更多的认识与实践。

他的《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就是这个环境下的理论探讨的产物。

从研究人民大众的文化心态说，这本书超出了民间文学本身的意义，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史意义。

书写出来了，他的身体也垮了，他因日夜辛勤写作，患了神经衰弱症，足足休息了半年时间。

他感慨地说，1958年这一年是他写作产量最多的一年。

除了这部20万字的专著外，他还不断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有散文，有关于新诗发展问题讨论的文章，还有关于哲学的小册子等等。

1960年春天，姜彬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

在繁忙的文艺宣传工作之余，他完成了一件事：即组织了几个人，用半年时间，通过作目录、索引，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弄清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线索。

这个认识对今日进一步从事民间文艺学的事业是十分必要的，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事业是“五四”以来这一事业的历史发展。

那时候，民间文艺学家有个好的工作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我们今天更应该重视这个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

基于这个认识，为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经验，姜彬主持组织了由市作家协会、市群众艺术馆和上海
文艺出版社三方面的6个人参加，用半年时间，在上海进行第一次民间文学的典型调查，即对上海郊区奉贤县进行典型调查。

这次典型调查，除了取得经验外，取得了三个直接成果：《白杨春山歌》《哭丧歌》和《奉贤民歌调查报告》。

姜彬对这个阶段的研究小结说，十七年研究特点是从当前工作出发，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研究与现实生活同步，是带工作指导性质的，真正学术有点突破的是70年代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姜彬被靠边长达八年之久，1972年因生病，从干校回城养病。

养病期间，他潜心于民间文学分支民间故事的主体研究，在资料图书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用两年时间写出了20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一书。

1978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期间，由于工作繁忙，虽对民间文学出版工作是重视的，但个人写作时间很少，因此，理论研究没有很大进展。

1979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工作虽也忙，但研究的条件却大大改善了。

在那里，姜彬接触的资料多，时间也多，研究也相应多一些，并更加重视论文著作的学术性和学术质量了。

1978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民间文学的研究蓬勃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理论研究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展开、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有没有理论体系、怎样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等等。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次理事会上（1982年），姜彬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其中心思想是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经过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历史条件决定，它走过一段路，现在应该怎样走、理论研究怎样进一步提高，还有研究的方法、对象都应当重新考虑。

民间文学的地位要靠研究水平的提高来提高。

30多年，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是存在一定体系的，至少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特色，和国际上许多学派比较，我们的研究有众多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比较偏重于文艺学角度的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研究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第一阶段，我们着眼在文艺学角度的研究，我们使民间文艺从其他学科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的研究，不仅阐明文艺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民间文艺的一系列特性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的研究涉及更多方面，向多角度多侧面的方面展开，除了文艺的角度外，也从民俗学、民族学和其他有关学科进行结合。

但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仍是民间文学，它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的一个附属部门。

谈到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姜彬说，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体系应当是多元结构的，它不是唯一的一种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民间文艺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学派，比如说，它和文艺学结合起来（从文艺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成为文艺学派；和民俗学结合起来，成为民俗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学派；它还可以和其他学科，如考古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成为考古学派、心理学派、
宗教学派等等。

还可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索和阐释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看作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一直是钟敬文先生倾心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这方面钟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设性的构想。

这样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民间文学界齐心协力共同探讨与实践才
能逐步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姜彬理论研究的重点仍在民间文学上，特别是吴歌研究上。

有关吴歌研究、“古歌”“逃婚调”研究，以及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就是1985年结集出版的《论吴歌及其他》一书。

为不断提高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必须开拓民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打开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这个思想在姜彬脑子里酝酿了好几年。

在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共同倡议下，1981年成立了两省一市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

姜彬说，吴语协作区的成立，无论对上海或是对整个协作区来说，在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它的出现，标志着：一，它不再是个别爱好者和热心民间文学事业的个人的活动和努力，它是一个有庞大组织作后盾的集体的事业；二，它不再是个别爱好者以个人兴趣为转移的活动，而是有领导、有计划的搜集和研究活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人对吴地的民间文学作过大规模的采集，也没有人把它作为有广泛前景的研究对象；而现在在两省一市的协作下，不但对吴地民间文学作了较大规模的集
体搜索，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多次召开规模相当大的学术讨论会，使这一地区的民间文学成为有众多的人参加的专门研究对象。

三，由于有上述的条件，使吴地民间文学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从来吴歌都是短小的，而现在发掘出了为数不少的具有独特风采的长篇吴歌，这个意义现在还没有为很多人所认识，如果说明清时期吴语地区的俗文学，曾经在文学上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在历史上放过异彩，那么，以长篇吴歌、《白蛇传》、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三大民间传说和新故事为中心的民间文学，到一定时期，也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学者所注目的一个研究对象的。

四，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它是在全国民间文学运动的推动之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全国民间文学的一个不能分离的部分，这使它有历史上民间文学工作者所不能有的吸取不尽的力量。

姜彬回顾吴语协作区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后说，吴语协作区民间文学研究，亦可分成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概括起来，主要是对吴歌和三大传说开展学术研究。

事实证明，协作区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现在两省一市范围内，有了一支比较熟悉的合作的队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涌现了一批中青年研究工作者。

这在吴语地区来说虽是个突破，但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有新的开拓和发展。

姜彬在和我交谈中，特别提到，在从事吴越文化与民间文学这一课题研究中，越来越感到文化与民间文艺学关系的密切。

1987年姜彬就提出吴越文化与民间文学――后来发展成为区域
文化与民间文艺学这个新概念。

这个新概念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吴地的民间文学看成是整个吴地文化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区域的民间文学看成是这个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间文学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改变过去那种就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积习。

姜彬说，吴越文化的背景既广阔又久远。

近的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明清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远的从东晋以来，中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到南宋小朝廷建都临安，全国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

这时吴地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及文化结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吴地民间文学也产生相适应的影响；更远一些，还可以探索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经历春秋战国、汉魏、南北朝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把民间文学放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会使我们的研究境界大大地开阔，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会具有更深的理论深度。

吴语地区研究水平要上去，就要从吴越文化这个大背景上着手研究。

这就是姜彬说的吴语地区民间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这第二个阶段，不仅是多侧面的多角度的研究，而且是更侧重于多学科的研究。

他说，在我国这个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错杂、历史悠久的国家里，文化是分区域的。

不说别的，以水系来分，就有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以长江流域来说，就有下游的吴越文化、中游的楚文化和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及滇文化等等。

这些不同的区域，由于所处地理条件、民族构成和历史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形成不同的文化，使统
一的中华文化，从地域上分别了开来，它们既是统一的，又是个别的。

每种文化都有自成系统的文化构成。

从而，姜彬认为区域民间文艺学是建立有我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个台阶和基石；建立有我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不能离开这个台阶和基石。

现在，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这个观点，不仅为姜彬本人所实践，而且也逐渐在为许多人所赞同和运用。

姜彬这几年中，对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一些新探讨以及对区域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已结集为《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一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姜彬说，现在研究范围广阔了，许多与民间文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必然要联系到。

因为广泛的文化包括社会的物质生产状况、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结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文艺创造等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包罗万象的综合体。

从1988年开始，我们认识到吴越地区的民间文化需要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列出一大批选题，它反转来促进我们深入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从而大量搜集资料。

现在我们认识到，过去研究水平上不去，原因在于缺少生动的资料，我们不能就理论研究理论，就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

必须通过调查研究，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进行研究。

我们甚至设想，在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吴语地区也完全可能形成自己的地区民间文艺学的体系。

因为中国地区大，民族和地区的特点都极为显著，理论研究不可能不带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姜彬说，他将把全部精力扑在这个事业上，对吴
语地区文化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初步规划，三五年之内，组织力量，搞出四五部专题调查报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个进行专题理论研究，写出著作。

1989年，姜彬写的很少，却跑过许多地方，已到过嘉兴、湖州、苏州、无锡、东南沿海地区和上海近郊等地，通过开座谈会，摸清情况，然后有的放矢地确定选题，由专人调查。

实践证明，收效显著，已写出一批很有质量的调查报告。

这第一部的调查报告取名为《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调查报告》，约60万字，1989年年内完成。

姜彬说，吴越地区特点是水：湖泊和大海，太湖、沿海和浙江众多的水上岛屿，所以我们的调查也是以水为特点的调查。

调查对象有渔民、农民和蚕桑民。

以浙江为例，它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山区民间信仰也是整个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特点，它遗留着很多古代信仰遗响。

姜彬一边说，一边捧出《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调查报告》的目录给我看，30篇调查项目，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整个地区的民间信仰的广度和深度。

姜彬有条有理、兴致勃勃地对我讲述了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种种表现及其特点。

我一边听，一边在想，这些内容一定就是姜彬说的他将为这部调查报告写的长篇导论的内容，也一定就是姜彬明年准备着手撰写的理论专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的考察与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轮廓吧。

姜彬满怀信心地说，这四五部调查报告和这些调查报告相应的理论专著完成之后，他的学术活动生涯也将告一段落。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
但他一定要完成它。

他说，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依靠熟悉这个地区，依靠这个地区的集体的力量完成这个艰巨的工程。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地区的民间文艺学体系来是完全可能的。

采访结束了，整整花费了姜彬的半天时间，真不好意思。

因为就在我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我看见他在书桌上摊放着几本书和几张正在起草的文稿。

姜彬说，那是他正在准备撰写的一篇探讨吴歌的论文稿子。

后来，我将姜彬先生学术活动的经历和特点，归结为以下几点：一，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指导；二，注重把理论研究密切与现实生活结合；三，提出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新概念，开拓科学研究新局面；四，注重新资料发掘和社会调查；五，注重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立足吴越地区，面向全国各地，他主编的《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这一办刊宗旨；六，亲自带研究生，通过从事田野作业“传帮带”，用心培养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年轻民间文学工作者，重视理论队伍培养和使用。

在民俗学这块园地上，由于姜彬不畏艰难险阻，长期辛勤耕耘，所以在学术上不断取得新成果，他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都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以及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著作奖。

姜彬先生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活动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每当他主编完成一部著作，都会自然而然地在后记中，用极其优美的文字，抒发自己无限欢悦的感情。

1995年4月2日，他为《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写的后记中说：
当本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悠悠韶光已经流逝掉三个多年头了。

三年多来，我且不谈伏案振笔、甘苦自知的日子；此刻，映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和本书一些作者跋山涉水深入吴越民间进行实际调查的情景。

我们或穿江越河奔驰在辽阔的江南大地，赶去参加一个调查会；或爬山越岭深入山区采访当地独有的民俗活动；或出入在风光旖旎的江南小镇的街坊小道上，寻觅古人的遗踪；或在水边人家的田头树阴下和老农促膝谈心。

在春天，我们披上一身水乡的烟雨；在夏天，我们顶着南方的炎炎骄阳；木叶摇落的秋天，我们迎着朝霞，走向金黄的田野分享农家丰收的喜悦；冬天是一个调查的好时节，虽然现今冬闲不闲，但年头岁尾的习俗活动是一年中最集中的，农事已毕，一年辛苦，农家要加以补偿；这里祭祀才毕，那里灯会又开，好不热闹。

数年辛苦，一朝都来眼前，一支秃笔是不能尽述的。

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值得忆念的时日，我心头就升起了到幸福的一种感奋的思绪，久久不能排去。

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寄向散处在江南各方的和共同奋斗了几个寒暑的学术界的同仁们，愿本书的出版给他们带去一些些微的补偿，愿他们的学术青春像刚刚来临的春天的草木一样，永远欣欣向荣。

2004年10月18日，他在《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一书后记中写道：
这部书稿终于要出版了，我心里除了高兴，更多感慨。

本书的编写从策划到完成，历时八年之久，其中经历的曲折和艰辛，在我以前的写作生涯和主编活动中是没有遇到过的。

这其实也并不奇怪，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这其中的种种因由在这里也不必详说。

我心里确实也有了一种别样的喜悦，像长途涉跋终于走到的尽头，像在迷雾里行进中忽然见到了光亮，心头的思绪是难以言说的。

本书编写之初，就得到了吴越地区众多的学人的响应，参加撰写的学者达十余人，地区广达二省一市，一个课题能够自动地糅合这么多学人，这除了本地区历史地理的客观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个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江浙沪两省一市民间文艺协作区的组织，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传统，这使这地区学者中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合作的情结，在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上也然，从80年代以来，我们吴越地区的学者不仅开了多次研讨会，出版了不少论文集子。

对本系列来说，也已经合力完成了两部比较成功的著作（即《吴越民间信仰》《江南稻作文化与民俗》），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获得了党和政府的奖励。

因此，这个课题的组织也得到了两地学者的热烈响应，尽管他们地隔几百里，星散在不同的岗位上，仍然不妨害他们在这个课题上的凝聚力。

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但是，我们终于达到成功的彼岸。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我实在不愿意说的话：我身患绝症已两
年有余，这期间，我大部分日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是闭门谢客，很少与外界接触，连各种会议都不参加，业务上的一些事更不在我的视线之内；在体力允许之下，我除看一些报、读一些书之外，唯一用心做的事即是如何将已经进行数年的一部课题书稿，不半途而废，将它做到底，做成功。

为此，我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仅有的一点精力。

姜彬是2004年12月16日去世的，这篇后记是2004年10月18日写的，离他去世，相隔两个月。

此书是2005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生前没能看到此书出版。

从这篇后记，可以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写作。

他为著书立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2007年12月17日下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姜彬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我曾说：“2002年1月10日，钟敬文逝世，使中国民俗学界失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2004年12月16日姜彬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倡导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卓越的民俗学家。

钟敬文和姜彬的先后离去，是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巨大损失，必将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一段久远的空白。

”如今，他们离世已十余年了，事实证明，这个空白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展方向不清晰了，学术活动的内涵欠深度了，还有，上海的《民间文艺集刊》或《中国民间文化》何时复刊呢？我期盼着！
值此姜彬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二个年头，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