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寻旧梦录》阅读笔记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懒寻旧梦录》阅读笔记——以解放后部分为中心（发言提纲）张硕果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一、解放后党的文艺方向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方向。

周扬在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不容置喙地说：“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1这一方向也被写进了大会决议：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已历时三十年了，在人民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

这些年的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卓越的预见与正确。

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感谢毛主席对文艺的关心与领导。

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

2从上述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文代会不仅要确立新的文艺方向，同时也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70页。

2《大会宣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148－149页。

要确立解放区文艺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优势地位（相对于“五四”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国统区文艺和文艺工作者）。

二、文艺界的力量对比总体上讲，新文艺弱于旧文艺、在新文艺内部，解放区文艺弱于国统区文艺。

对此，中共的领导层是有清醒认识的。

据夏衍回忆，1949年5月13日晚，在他赴上海参加接管工作之前，周恩来曾会见文艺界著名人士，并多次强调旧文艺工作者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的优势。

如：“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

” 394（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下同）“他问杏邨和我，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意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工作者大得多……”396三、团结、尊重旧文艺工作者、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因为旧文艺工作者、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人数多，影响大，这就产生了团结、尊重这些文艺工作者的问题。

（一）据夏衍回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周恩来：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要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

394刘少奇：临别的时候，少奇同志忽然想起似的对我说，他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他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要失业，就会闹事。

旧戏宣传封建迷信，但我们也不怕，它宣传了几百年，结果还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戏剧要改革是肯定的，但不要急，你们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

397陈毅：明天起，就开始接，但是要注意“先接后管”，你们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不仅要平等对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

404据夏衍回忆，在如何对待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上述领导人似乎都只强调团结、尊重，几乎都不提学习、改造或斗争的问题。

（二）夏衍的具体领导1、对上海电影业的接管。

（1）对国民党官办的电影机构及人员。

“按政策，这些产业和机构都应该接管，便考虑到这些制片厂的艺术、技术人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人都是爱国的，而且在解放前夕，已经和地下党及进步电影工作者有了联系，我们采取了先接后管的方针，每个单位只派出一个联络员，让他们自己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清点器材，登记造册，进行政治时事学习。

据我所知，这些接管单位直到这一年九十月间，才开始清理改组。

”（2）对私营昆仑及文华公司。

“由于前者是从创办起，一直是党直接领导的（主持人蔡叔厚是党员，任宗德、夏云瑚都和我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后者的主持人是民族资产阶级，它的不少编导、演员都是过去‘苦干剧团’的班底，长期和地下党有过联系，所以文管会尽力帮助他们早日恢复生产。

408（对两种机构和人员都不强调学习、改造、斗争。

）2、提倡“白开水”电影。

“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但在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不会写电影剧本。

会写电影剧本的不了解工农兵。

我召开过几次创作会议，提到剧本问题就冷了场，几乎是束手无策，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所谓‘白开水’也可以的问题，这是从电影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有害这个问题谈起的，……我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4403、支持发行放映美国电影。

“也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不止一个人在会议上批评我‘手软’，说京剧界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样的美国影片照常上映。

我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影片’，我们中国不是也有过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

这样，美国的旧影片继续放映到1950年6、7月，直到抗美援朝前后，电影院从业员激于反美热情，才相约主动停映。

”4224、不加限定地同意“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

“当时文艺界从上到下都有一个统一的口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大家都这么讲，谁也没有提出过疑问，可是到了解放后的上海，就有一位党外的老作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除了工农兵之外，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

由于我过去一直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拿出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其中的一段说：毛主席明确地讲，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士兵，‘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不是还说：‘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吗？这位作家安心了，高兴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写我要写和能写的东西了。

”416夏衍在回忆录中说：“尽管后来也不只一次挨过批评，说我‘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吹捧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群众’等等，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党的政策和人民的利益的。

”409四、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态度与倾向掀起“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讨论。

核心在于争取以原有的、熟悉的方式创作，拒绝或至少是不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

讨论是由《文汇报》上的一则报道引发的，但表现的可以说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1949年8月22日，《文汇报》刊载《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一文，该文将陈白尘报告的第二点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

” 3对此，文代会代表冼群写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一文，表示了不同意见。

在文章的开头，他说：“从北平回来，好些朋友和我谈到一个问题——以后除了工农兵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呢？”强调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值得重视的问题。

他反对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主角的说法，他认为：“不是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写的人）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去描写的问题。

……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反动派，也可以写四大家族，也可以写帝国主义。

”4稍后，张毕来把冼群的观点进一步理论化，认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由这作者‘如何写’他的题材而决定，不是由他写‘如何的题材’而决定”。

59月3日，陈白尘发表《“误解以外”》一文，第一、他发言的原文是：“和工农兵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一样，在文艺作品中，他们也应该取得主角的地位。

因之，在整个文艺创作里讲，专门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不应该占有太多的位置。

”第二、他交待了说这番话的背景：在他之前，有好几位代表在传达文代会精神时说，文艺为工农兵，并不是只写工农兵，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

他认为，这样孤立地谈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非常危险。

第三、一针见血地指出片面地谈“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实质与后果。

3《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文汇报》1949年8月22日。

4冼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5张毕来：《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呢》，《文汇报》1949年8月31日。

在新解放区的上海，这样断章取义地“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将被若干人所大大欢迎的。

冼群兄文章一开头就说，“好些朋友”就担心着“是不是还可以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呢？”就是个最好的证明。

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为什么独独担心于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还可以写”？为什么就不担心于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等等问题？从问题的提出，就显然潜伏着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隐衷。

……在要求“加强学习”“向工农兵学习”的口号之下，“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提出，我担心着会被若干人利用做写作的避难所。

6陈白尘尖锐地指出了论争双方分歧的实质——在“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下，论争双方的分歧是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和工农兵相结合，获得工农兵的情感。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虽然都接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但是一旦碰到实际创作问题，还是有很多人不会也不愿写工农兵、不愿和工农兵相结合，喜欢驾轻就熟地以原有的方式写原有的题材。

五、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经济收入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艺术人员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

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元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就是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的收入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