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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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作者:吴必康发布时间:2014-07-02 来源:江海学刊字体:大 | 中 | 小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经济大国,其经济政策和理论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性,影响广泛,有长期历史实践,至今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这两只手的关系变动。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在英国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这两只手相互矛盾,相互交替,形成一种重要历史现象——经济政策的“钟摆运动”:从注重国家干预之手的重商主义,走向积极推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继而“回归”重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后是新自由主义重新力推“看不见的手”,18年后又走向欲求两只手平衡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政策和理论的变化犹如钟摆,摆到极限,必然回摆,力图在社会经济的变革与稳定之间调节和平衡。
“在现代,经济失败也就是政治失败。”①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社会政治代价。经济政策绝非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单纯政策,它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政治行为,广泛影响社会政治和民生利益,需综合考虑。因此,西方有一流行之语:“经济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探讨英国经济政策的变革和得失,不乏历史启迪意义。
一次经济政策大变革,开创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各有盛衰的历史。
(一)重商主义盛衰。重商主义产生于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革时代,是与工场手工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相适应的经济学说和政策。16~18世纪,英国形成了自然经济瓦解、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的历史巨变,重商主义走向全盛。
经济理论是实际利益的思想表达。重商主义学说作为近代英国的早期经济意识形态,反映商业资本利益,论证重商政策,为利用国家干预手段提供思想基础。它以金银货币为财富,认为流通领域是财富源泉,主张国家敛积财富并干预经济活动。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外贸出超,少买多卖,禁止金银输出。晚期重商主义也要求增加货币财富,但鼓励出口和制造业,又称重工主义,因外贸和工场手工业发达,货币的资本作用显现,改变了对金银的简单态度,认为货币要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并增值,外贸不必囿于一时数量,只需有盈余顺差。重商主义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和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体现了王朝君主的利益。君主要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在政治上强化王权,抗衡贵族,在经济上充实政府财源,重商主义是他们的经济要求,也是稳固王权的政治手段。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弱小,需王权保护,抗衡外国竞争和争夺市场。重商主义压低国内消费,不顾惜劳动人民贫穷,易于产生社会动荡压力。在这些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权贵互相利用,产生共同利益,导致近代英国“权力与资本”的第一次结盟,形成以王权为主体的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
重商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是一整套政策体系。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多达250个左右,广泛涉及工农业、工资物价、商业金融、关税和进出口等。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和保证作用。②金融政策是禁止金银出口,鼓励进口。贸易政策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还颁布航海条例,规定商品由本国船舶运输,严禁走私和管制价格等。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国内市场,维护经济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包括生产质量标准和规定工资水平,保障廉价劳力供应。政府批准许多特许贸易公司,商人则利用王权进行垄断贸易。简言之,重商主义形成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税政策,敛聚金银和积累资本的金融政策,鼓励生产的工商业政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
低工资低消费的劳工民生政策的政策体系。这对原始资本积累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促进作用,带来了“好日子”:英国经济开始崛起。
然而,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有弊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经济政策,是其有效之处,也是弊病之处。“当时,几乎所有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控制”以及各行业的“自我管制”③。久之,不利经济发展。尤其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重大问题上,重商主义重创造、轻分配。而此时英国社会已发生变化:一是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要求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权力与资本”的重商主义结盟逐渐破裂,形成本质冲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资产阶级与斯图亚特王朝频发冲突,如权贵巨商有特权利益的贸易垄断,虽经激烈斗争有所改变,但弊病没有根除。从航海条例到苛捐杂税,从繁琐管制到官商勾结,都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二是社会代价沉重,民生艰苦。重商主义认为下层人民拥有财富不是“国富”,“为了给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必须使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贫穷地位,这样可以使国内消费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和增加出口竞争力。④不惜民穷求“国富”的政策不利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与资本的结盟告终,但辉格党托利党的主要经济政策无实质创新,重商主义依然盛行。“工业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性立法、航海条例和关税束缚。”⑤在国外,重商主义政策时常导致战争。最严重的是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大败,重创经济,危及初兴的工业革命,表明重商主义不利于资本“自由”扩张。重商主义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和原始积累,在完成历史任务后,作用发生相反变化,从“顺应”变为“逆行”,“好日子”逐渐变成“坏日子”。政策不再适应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再合乎新实践。经济政策的钟摆开始反向运动,从“看得见的手”摆向“看不见的手”。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沉浮。工业革命使英国开创以近代工业为生产力基础的市场经济。产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新主角,关切经济政策,要求有适合工业资本发展的新制度、新理论和新政策。基本指向是能最大限度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政策,并有新理论来论证它们,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才能使财富迅速增长及其发展规律等。
经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配第提出尊重经济规律:“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对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⑥1759年,亚当·斯密首次提出有“看不见的手”⑦。1776年他出版的《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峰,认为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但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的自身利益使他的选定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⑧“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这只手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可由私利通达公利,即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保守主义鼻祖伯克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以人性为基础,恒久不变”⑨。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只是保障财产和维护秩序的“守夜人”。自然秩序、理性经济人、经济个人主义、市场自动调节等思想,后由李嘉图等人丰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经济规律事实。
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与重商主义冲突。《国富论》在当时就体现了现实政治冲突。英王乔治三世扩大王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美国独立问题上损害资产阶级和辉格党的利益。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国富论》出版,公开为美洲人辩护,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英国战败后,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得势,成为主流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两大政党。从此,政党和工业资本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第二次结盟,改政策以资本为主体,重点突出自由。
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特色是“双重政策”:对内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对外继续重商主义政策。托利党的小皮特是坚信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位首相,他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