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文化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时代

学期论文

课程名称：西方现代文化与现代艺术

任课教师：黄河清

姓名:曹旭

专业班级：德语1101

学号：3110000338

西方“文化路标”会让人“迷路”

我们总说自己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光是因为工业文明的繁荣表面上已给“世界地图”画好了原点和坐标轴，也因为从这些参考系伸出的许多无形的触手缠绕着经济较落后，文化上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留下“西方中心主义”和“民主自由”的抓痕。当然，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已比较成熟，作为其核心思想的进步论是一种现代宗教替代品，以人类中心论来发展人类同一的世界主义，而这种西方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西方规范性力量的扩张。而中国人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文化，在这种规范力量的框架中跌跌撞撞。

中国人本充满理性，有着极大文化包容性。从历史角度来看，至周朝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已经不迷信了，在人与神之间他们更相信人而不相信神了，礼乐制度的建立对人地位的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思想核心的儒家学说。仁就是关于“人”的学问，孔子用“仁”确立了“人”在思想领域里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有诸多宗教性质的派别和组织，但从来没有发生宗教战争，相比欧洲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古代中国社会倒是更有符合“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中国“中庸”思想比西方更早有多元思维，对天、地、人三位的考虑产生了“执其二端，允执其中”的三元思维方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先贤的智慧充分表现中国人好学善纳、兼容并蓄的博大的心胸。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古代的文化因为战乱等种种原因消亡了，但曾多次被游牧民族统治的华夏文明绵延至今。在历史上中国人向外扩张的时期只有汉朝和唐朝，而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也极强。对中原的入侵占领的最终结果不是侵略者吞并了被侵略者，不是战胜者同化了被打败者，反而是侵略者与占领者被征服同化了。即使在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企图下仍旧保持了整体性，而同样命运的印度却被肢解了。

然而，与中国传统的“传道授业”的儒式教育和“曲水流觞”的文化生活相比，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现代“快餐式”文化更适应当代快节奏的信息化消费生活，这是既定局势使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力量促进文化影响。

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下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同源的社会主义苏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在对抗中自由价值观念主导的西方阵营最后瓦解了苏联而在文化争霸中胜出。政治影响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又反映政治，政治对抗中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主导文化争夺中的胜利，也就此奠定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的初级阶段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当时国际社会在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方面发生着深刻与广泛变化，被动的吸收西方单一的社会主义思想导致了人们思想禁锢。这一吸收过程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但过于极端化。幸运的是我们终究在血泪的教训中醒悟，中国人在学习过程中由完全的照搬逐渐走向理性，我们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继续着文化上的重新融合。

然而这种融合是怎样的呢？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而深受文化革命影响的中国社会，被认为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柏杨等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为外来文化进入提供了便利，过去极度的疯狂变成后来过分的否定。西方的二元论、非此即彼的文化单向概念在近代被广泛接受：严复的天演论来自达尔文，陈独秀深受孔德的三段式理论影响。从黑格尔开始，文明演变被描绘为线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进化性的观念也意味着先后性、主导与边缘化、正确与错误。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受与各国政治制度

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影响，而文化上的“被融合“也在加剧。代表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产品及其携带的观念价值渗透在80和90一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盟在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也越来越注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关系深入。现在屈原已有“韩国国籍”，少有年轻人记得农历节日，大家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外国名牌和美剧，留学和移民浪潮有增无减，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则努力推行“不结盟”，求同存异，谋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就文化本身来说，没有先后优劣之分。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同行为方式的总和。文化的产生和人类的自然活动密不可分的，在不同的地理背景对文化特质有基础性影响，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古希腊罗马受地理因素影响，传统上的生活方式以航海经商和游牧业为主，农业相对处于次要地位；而中国在广阔的土地和适宜的季风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这种物质生产方式需要时空和人的固定性来完善自己的再生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过是道德上的补充。西方的生产上的不稳定性要求契约来明确彼此的利益关系，这种形式贯穿西方历史的发展前后，也是最为显著的特色，然后我们有了教科书上“开放、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与之相反的中国在文化上却由于小农经济的日益完善走向文化上的修补来实现自身的稳定性。

社会文化上的多种形态的历史地理背景决定了多元主义存在的必要性。但强弱不同必然会伴随以自我为中心的“种族中心主义”，普遍的错误是假设对方与自己一样，会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中国也几千年来视周边少数民族为蛮夷，视自己为“天朝上国”。所以我们也必须理解今美国人倡导“民主自信式的美国人的生活”是所有民族都渴望的文化标签。文化的封闭保守正在向开放兼容转变，全球化中新一轮文化自由是必然趋势。

各种文明文化铺展于空间，而非排序于时间。这个过程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引导我们当的文化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同时要适应当今强势文化的冲击。在科学技术上工业文明的确领先于农业文明，但是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着道德同水平的进步，同样这种先进性标准也不适合用于评价文化的优劣。豪华的现代化单身公寓不一定比多代同堂的灰瓦老宅在文化上更加“先进”。科学技术标榜外在的文明，内在的文化与技术含量和数据文本无关。

但事实上，强者拥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掌握文化上的话语权。在信息化的时代，人的观念形成取决于他所接受的信息，比如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诸多偏见就来源于西方媒体不客观甚至误导性的报道。西方“人类”概念所代表的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不一定适应其他国家地区的特定情况，文化意义上没有普世同一的“人类”。在西方的政策文件、政治家的声明、和媒体的评论中,人权时几乎总是指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强调是最根本的。相反,中国强调人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儒家文化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发展主权让渡，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否定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西方认为“天赋人权”，“人定胜天”，说对抗；而中国传统认为“天人合一”，“天命难违”，说人和。没有孰是孰非，只有谁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既然现在大家普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为什么不能对西方文化也深入批判，“去粗取精“呢？西方在责备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指出西方思想的先入为主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西方学术框架中我们也可以先用西方的理论反驳西方的文化中心，进而发展自己的文化理论。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