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清代桐城派
清代桐城派清末，武有湖湘军，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认是起源于明末归有光。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
顺治康熙年间，随着一堆科举入仕的人兴起，如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又通过科举、官场扩大了影响力。
真正的崛起时期，到了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
戴名世的《南山集》对清廷的影响很大，因为里面除了文学，还记录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情，虽说是事实，但有客观实际已经对清廷形象不利，过分对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事的一些歌颂，即使想表达爱国情愫，但实际已经触碰了统治者神经。
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对整个桐城派崛起造成巨大打击。
方苞，是几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运的人。
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乡试第一名。
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
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牵连，下了监狱。
不过，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还抬入八旗汉军，入值南书房，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到雍正、乾隆时期，虽也有起起伏伏，但终归长寿、善终。
刘大櫆，相对方苞就相当不幸了，《南山集》虽然他没有下狱，但惹来了老乡、当朝大学士张廷玉的打击。
他早年有“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后改以“古法”，于雍正四年便文动京师。
到乾隆六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
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为补偿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
最后乾隆三十二年，彻底淡出科举。
姚鼐，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官僚经历。
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终官一生都是这种考官、编纂闲职，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辞官回乡教书，授学，带出一批子弟，为桐城派兴盛奠定了好的基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内容提要】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
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
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
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
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
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
至乾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
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
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
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
献整理
桐城派是清代著名文化流派，代表人物有张岱、周德清、顾炎武等。
他们在教育、交游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实践，以下是关于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的专题研究以及相关文献整理。
一、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
1.以经世致用为基本宗旨，注重实用性。
桐城派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以实际行动改变社会，因此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2.以德育为先，讲究品行。
桐城派重视文人的品行修养，认为德行是文人立身之本，要以榜样和行为影响他人，助力社会和谐。
3.反对师法宿儒，倡导素心修身。
桐城派认为传统的儒家经典需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同时也不应盲目模仿旧时的教育方式，要根据时代需求进行改革。
二、桐城派重要文人交游
1.张岱、周德清、顾炎武等文人都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交游频繁，相互切磋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
2.桐城派注重与社会精英的交往，认为与人交往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知识，同时也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
3.桐城派也注重与后辈学子的交流，倡导传承文化并不断推陈出新，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相关文献整理
1.《桐城派与江南文化》，作者：黄宏文。
2.《桐城派文化研究》，作者：宋晓义。
3.《清代文化丛书•桐城派》，作者：周柏邨。
4.《桐城派的文化精神与现实价值》，作者：兰质兴。
5.《桐城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作者：王静波。
以上是对桐城派重要文人教育、交游专题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的简要介绍。
从曾国藩看桐城派中兴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作为一种恢宏壮观的文学现象，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
桐城派从产生到覆亡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桐城派创始于清康雍乾年间，方苞、刘大櫆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此时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浩大，煊赫一时。
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桐城派的第三个时期。
作为本时期散文正宗的仍是桐城派，但是随着几位重要的同城作家的离世，桐城派面临着衰落的局面。
这时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使桐城派呈现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
因此曾国藩有桐城派“中兴的盟主”之称。
但让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为湘军统帅、洋务运动的力倡者，曾国藩为何会在桐城派行将衰落时“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首先，曾国藩自幼喜好古文。
如此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
其次，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
最后，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这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因为，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
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当然在古文理论，曾国藩不仅继承了桐城三祖文学主张，还在新的环境及形势下有所开拓与创新。
第一：“经世致用”与“胸襟”、“器识”。
经世致用思潮大抵贯穿了桐城派文论的始终。
曾国藩注意到后便长期接受注重经世致用，探讨有用之学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面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现状，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桐城古文在继承者那里已显露出“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琐屑”之流弊；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使他早就意识到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仅凭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实难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
名词解释桐城派
名词解释桐城派桐城派又名安庆派，因其世居桐城而得名。
是清代前中期散文流派，属桐城文派，因多以“桐城”冠名集子，故名。
其创始人为方苞、刘大櫆、姚鼐，集中有名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有“中国散文八大家”之称。
晚清散文中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之一。
桐城派是对桐城文派的简称。
桐城派主张为文应讲求声律，“义法”，并以义理、考据、词章合为创作宗旨。
重视文章的“义法”，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起来。
其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但又与姚鼐、刘大櫆、曾国藩等人的学说相近。
因此桐城派又被称为“姚刘曾方”。
桐城派虽然是地域性很强的文学流派，但由于它成员之间的学术观点比较一致，所以又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苞，字灵皋，安徽桐城人。
生于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一年)，卒于1742年(乾隆六年)享年69岁。
先后担任过编修、御史等职。
在礼部尚书任内，还专程到北京，向皇帝上了一篇《天变论》，提出了“畏天命”，“慎刑法”等改革意见。
他的这些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散文创作上，方苞受桐城派的直接影响，他反对明清小品空虚无物的文风，主张“雅洁”、“有法度”的散文。
他提倡“义理”和“考据”，反对“辞章之学”。
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气势充沛，语言质朴自然，都继承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传统。
方苞散文的特点： 1.能够把握题材的社会价值，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事件入手; 2.善于描写景物，使笔下的山川草木、亭台楼阁皆有情态;3.叙述议论，抒情写景，两者配合适宜，互相渗透，形成完美的艺术整体。
方苞的著作有《周官集注》、《左传集解》、《春秋集解》、《孟子注》、《论文偶记》、《古文约选》、《诗集》、《尺牍》、《书集》、《左氏释》、《庄子释》、《离骚经解》、《史记评》及杂剧8种共38卷外加未刻定稿10余万宇；另纂录历次乡试正、副榜文字若干则附刊末尾(《试院冰渊录序例略存·跋韩柳诸集>条载各省优贡举业详晰甚备矣!)或亦足供采掇云尔！”(《赠孙雨林侍郎序>)(摘引）汪辉祖（ 1736-1802）清代散文家，字才甫，号瞿庵，别号恕斋，晚年自号茶山老农，江苏常熟人。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
现代化背景下桐城派文化在高校的传承与创新桐城派作为自有清以来人数最多、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文化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之中，桐城派的文化传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本文主要着重于如何让桐城古文派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以及如何让高校教育成为桐城派传承与创新的主动脉两大方面。
目的在于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推陈出新，让桐城古文派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
标签：桐城派;传承与创新;高校教育一、桐城派：以教育维系文化传承[1]桐城派文化能够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兴学”的理论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成为桐城派文化传承的源头活水。
纵观桐城派的发展历程，方苞、姚鼐、刘大櫆三人系师徒，在学习和继承师父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桐城古文创作理论体系的雏形。
而其三人作为桐城派的开山始祖都热衷于教育事业，乐为人师，大力办学，重视书院教育。
“惜抱先生”姚鼐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姚鼐一生痴迷于三尺讲堂，倾心培养后进，使得桐城派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迅速传播各地。
桐城派文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向东影响了江苏的阳湖学派;向西北影响了青海、新疆的文学发展，如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讲学，而姚莹根据其见闻写作了《康輶纪行》;向南影响了湘乡派、岭西五大家的文风，极大地加深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影响力[2]。
为了配合书院教育，桐城派大家更是编选了一系列适合书院教育的教材，如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后来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亦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特点的经典范本。
桐城派学者理论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构成了清朝一系列标准的教育体系，为桐城派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对桐城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桐城派在重视书院教育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风格。
桐城派的书院教育首先体现在以义法为传课授业的中心，并与时代内容相结合，将理学应用于“经世”，使桐城派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召力，体现了桐城派文人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
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
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
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
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
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
”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
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
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
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
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
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
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
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
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
当时诚亲王主其事。
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
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
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张晓婧【摘要】中国的学术统系与教育统系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之中.书院肇始于私人讲学,本就与学术息息相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传播.书院与学术关系密切,通过对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关系的研究,探讨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规律对当代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亦有启示.【期刊名称】《淮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19)001【总页数】4页(P76-79)【关键词】清代;安徽书院;桐城文派;传播与互动【作者】张晓婧【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桐城派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流派。
桐城派之所以取得诸多骄人成就，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靠书院讲学来传播和繁衍。
有学者就指出：“桐城派正是主要借助于书院教学这种教育方式使桐城派迅速突破区域的限制，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学派。
”①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正是通过书院讲学和师生相承，桐城文派不再局限于核心区域安徽（尤其是桐城）和江苏，其影响传播至河北、湖南、福建和广西等地，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全国性文派。
桐城文派与安徽书院之间无疑是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两者可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桐城派鼻祖及其代表性人物，例如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马其昶等人都曾在安徽各大书院掌教或主讲。
桐城故土中的桐乡书院更是凝聚了方东树和戴钧衡等人的心血，成为晚清全国书院建设中的典范。
清政府还曾谕令全国书院效法桐乡书院，并将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载入《皇朝政典类纂》之中。
现据刘声木《桐城文派撰述渊源考》以及清人文集和清人传纪等资料，爬梳出清代桐城派学者在安徽书院执教和讲学的情况，并列出简表，如下：从表1中可见，桐城派大师和学者们的足迹遍布清代安徽各大书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为徽州府属紫阳书院、桐城桐乡书院以及安庆府敬敷书院。
桐城派代表人及其作品
桐城派代表人及其作品桐城派代表人简介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
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曾国藩诫子书2)桂湖五首·遂刘华阳国3)桂湖五首·矮桂枝钩袖4)忆弟二首·忽忆他时襄水上5)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读书三十年6)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域中哀怨广场开7)贺新郎··题钱楞仙同年玉堂归娶图二首·艳福如斯也！记年华8)桂湖五首·十里荷花海9)寄郭筠仙浙江四首·碣石造这起阵云10)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山县寒儒守一经2、姚鼐（nài）（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简介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简介桐城派简介：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桐城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
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
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主要代表人物：“桐城四祖”：1、方苞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
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
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
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
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
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
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代文学流派——桐城派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代文学流派——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文学流派，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有很多文人都出身于桐城派。
当时有一种说法，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
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派中主要文人有刘大櫆和姚鼐，他们三人并称为“桐城三祖”。
桐城派的命定来自于方苞等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古人喜欢用地名命名派别名称，这样的命名方法通俗易懂。
桐城派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古人习惯把散文称为文章。
唐宋八家之后，散文创作就乏善可陈了。
而后出现的台阁体文章更把散文创作逼进了死胡同。
到了明朝末期，甚至有人大声疾呼“秦汉以后无文章”。
在这样情况下，文坛出现了“秦汉派”和“唐宋派”。
秦汉派倡导尊古，在形式上模仿秦汉时期的文章，代表人物有李梦阳。
唐宋派尊崇唐宋八家，追求朴素真挚的文风，代表人物是归有光。
归有光去世之后，文坛领袖王世贞对他赞誉极高，说他是继韩愈、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宗师，由此归有光的唐宋派文风席卷整个文坛。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四海平定，皇帝一方面要震慑四方巩固政权，另一方面要收服人心让民心所向。
恩威并施的手段，正好说明雷霆雨露皆是皇恩。
从康熙年间开始，为了表明皇权统治不容诋毁，有了文字狱，专门打压杀戮有不满情绪的文人。
桐城派的始祖方苞也曾深陷文字狱，他运气比较好，侥幸脱身得以活命。
方苞出身于书香门第，他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
当时有一位叫戴名世的文人写了一本书叫《南山集》，书中纪年出现了问题，清兵已经入关定都北京、立朝称帝，戴名世还沿用明代编年。
方苞给《南山集》写过序，因此受到了牵连。
方苞运气很好，当时平定三藩的大功臣李光地给他求情。
康熙看了方苞的文章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召入朝中为他所用。
方苞历经生死，从阶下囚变成了康熙宠臣，彻底地臣服于帝王麾下。
桐城派倡导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物是指文章要内容扎实，有序是指文章要讲究表现形式。
后人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概括为“有物有序”，这样的作文方法一直影响到现代。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简介之--姚鼐
清.桐城派代表⼈物简介之--姚鼐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家，与⽅苞、刘⼤櫆并称为“桐城三祖”。
字姬传，⼀字梦⾕，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姚惜抱，安徽桐城⼈。
乾隆⼆⼗⼋年（1763）中进⼠，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等地书院四⼗多年。
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辞类纂》。
【⼈物⽣平】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的后裔，其⼀世祖居⿇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
⾄姚鼐像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
姚鼐1731年⼗⼆⽉⼆⼗⽇（1732年1⽉17⽇）出⽣于桐城南门的⼀个官宦书⾹⼈家。
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明史循吏传》；⾼祖姚⽂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基，曾任湖北罗⽥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
伯⽗姚范，进⼠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的刘⼤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受经学，跟刘⼤櫆学⽂。
其祖⽗姚孔瑛⼆⼗六岁时即去世，⽗淑终⽣为⼀介布⾐。
姚鼐出⽣时，家庭已衰落， 鼐幼嗜学，伯⽗姚范授以经⽂，⼜从刘⼤櫆学习古⽂，刘⼤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
乾隆⼗五年（1750），他⼆⼗岁考中举⼈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直到乾隆⼆⼗⼋年(1763)三⼗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授庶吉⼠。
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补礼部仪制司主事。
后历任⼭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东司郎中等职。
乾隆三⼗⼋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馆充纂修官。
此职本应翰林⽅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椿、歙县程晋芳等8⼈破格当选。
《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不⼊仕途，时年44岁。
⼤学⼠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官厚禄，均被辞却。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图鉴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图鉴“桐城派”文豪有哪些？曾国藩上榜2015-04-17 腾讯儒学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来自:腾讯儒学)“桐城派”在做学问上的发展一脉相承。
张泽国说，一祖方苞首创源于《易经》的“义法”说，强调“言有物”“言有序”，注重散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祖刘大魁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补充拓展了“义法”说；三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长相济说与“阳刚”“阴柔”并济的行文风格。
至此“桐城派”散文理论臻于完备。
张泽国介绍，“桐城派”的文章特点是“文从字顺、精严简洁”。
后来晚清以曾国藩、姚莹、薛福成、吴汝纶为代表的后辈，又提出文章要“经世致用”“立诚求真”等观点，大大丰富了“桐城派”散文艺术理论。
“桐城派”弘文重教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临近文庙的桐城中学，至今高悬着晚清“桐城派”宗师吴汝纶撰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匾的“勉成国器”也从此成为桐中校训。
据《桐城县志》记载：吴汝纶于1902年回乡创办桐城学堂，寄希望于桑梓教育。
百年兴衰，弦歌不辍。
该校正如当年吴汝纶所期望，培养出一批国器人才。
如美学大师朱光潜、两院院士陆大道、文学家舒芜等。
(补充文庙记载）此为桐城派主要作家师承膺服关系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来自:腾讯儒学)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
在散文方面，他提出“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
后人多推他为桐城派开山祖之一。
(来自:腾讯儒学)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
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
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姚鼐是桐城诗派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作品注重哲理思考和意境营造。《九 江赋》是姚鼐的代表作之一，诗歌描绘了九江的壮丽景色和人文历史，表现了作 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文化的传承。
三、桐城诗派的影响
桐城诗派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清朝后期文学中，桐城诗派成为了一个重要的 文学流派，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桐城诗派也为近代文坛 树立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审美标准。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桐城诗派依然备受， 其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想不断地被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 品
晚清时期，桐城诗派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方苞是桐城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作品以简洁明快、意境深远见长。 《采石矶》是方苞的代表作之一，诗歌描绘了采石矶的自然风光，赞美了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刘大櫆是桐城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以情感丰富、细腻入 微著称。《游黄山记》是刘大櫆的代表作之一，诗歌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人生的思考，语言优美、清新明快。
综上所述，晚清桐城诗派作为清朝后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注重情感表达 和意境营造，提倡“清真雅正、含蓄委婉”的文学风格，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 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晚清桐城诗派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后 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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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代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对于个人修养、道德完善以 及思辨性和哲学性的追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清代理学在某些方面过于强 调规范和道德的遵守，而对于人性的探究和个人权利的则不够充分。此外，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清代理学的权威性逐渐受到质疑，这也是它所面临的 局限性之一。
参考内容
清代理学研究
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
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
桐城派是清代书院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的兴起和发展对清代书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关于桐城派和清代书院研究的一些内容：
1. 桐城派的兴起：桐城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桐城书院的代表学派，由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创立。
桐城派的特点是注重经世致用和实用主义，倡导以经学为学问根基，并强调实践应用、务实和拓宽学术范畴。
桐城派在清代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后来的学者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2. 清代书院研究：清代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传授、教养学生以及培养官员的场所。
近年来，学者们对清代书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其组织结构、教育内容、学术活动等方面。
研究表明，清代书院具有多样性和地方特色，每个书院都有其独特的办学理念、教育方式和学术传统。
清代书院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精神文化传统，还有助于揭示清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
3. 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的关系：桐城派在清代书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兴起体现了清代书院的时代特点和学派的发展。
桐城派注重实践和实用性的学术立场与清代书院的功能和目标相契合，也与其他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通过研究桐城派和清代书院，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学术的多样性和变迁，揭示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书院教育对知识传播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总的来说，桐城派作为清代书院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兴起和发展对清代书院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研究桐城派和清代书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清代学术和教育制度的特点，以及清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https://img.taocdn.com/s3/m/5ffabc4a302b3169a45177232f60ddccda38e613.png)
[桐城派代表人物]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篇一: 桐城派有哪些代表人物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讲求经世致用，看不起明末反传统、倡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浪漫文学。
方苞提倡“义法”说，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而义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统。
他的主张，正好和满清政府尊崇理学和道统的国策配合。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戴名世戴名世，今桐城市人，字田有，因晚年在桐城南山买了田宅，以备退隐，人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6岁时随父到枞阳陈家洲读私塾，父客死塾馆后，戴名世接馆继续教书育人，以文为生。
初为诸生时，以文章锦绣而负盛名。
57岁时才考中进士，官至清廷翰林院编修。
康熙五十二年，因文字狱被杀。
戴名世的文学理念源于儒家的道统和君亲师的正统观，主要成就在于文学的独创，所作的文章皆以道、法、辞三者为要素，以致名满天下，他因此成为清代文坛上倍受人们重视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方苞苞，字凤九，因祖籍在浮山马溪，晚年自号望溪。
方苞世居南京，大比之年以桐城籍生员参加考试，因此对枞阳山水满怀眷念之情，从来不喜欢作诗的他在文集中仍留下《过枞阳》的诗篇。
康熙五十年冬，方苞因给戴名世《南山集》作序而株连下狱，康熙五十二年，被释放。
方苞最初提出的“义法”文论，即要求作文要言之有物、有序，也是对“空疏”文风的一种矫正和批判。
“义法”之说已成为桐城文派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他所着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中的人与物，情与景记述精妙，生动感人，催人泪下。
他以实践开创了一代文风，其许多文章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
正如姚鼐所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
曾国藩：桐城派代表人物，提倡“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
刘大櫆：桐城派代表人物，强调“文以 载道”的思想
康有为：桐城派代表人物，倡导“变法 维新”的政治主张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清代书院：传播文化，培养人才 桐城文派：引领文学潮流，影响深远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对后世的影响：传承文化，启迪思想
05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方式
章节副标题
清代书院的教学方式与桐城文派的传承
书院教学方式： 注重经世致用， 强调实践与理论 相结合
桐城文派的传承： 通过书院教育， 传承桐城文派的 文学思想和写作 技巧
书院与桐城文派 的互动：书院为 桐城文派提供了 传播和交流的平 台，桐城文派则 为书院教育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内 容
书院为桐城文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了桐城文派的繁荣和发展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互动关系
清代书院是桐城文派传播的重要场所 桐城文派学者在书院中传授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方法 书院的学生和学者通过阅读、讨论和写作，传承和发展了桐城文派的思想和风格 清代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文学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传承文化：清代书院和桐城文派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教育也应注 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育改革：清代书院和桐城文派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学术研究：清代书院和桐城文派的学术成果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文化交流：清代书院和桐城文派的文化交流对现代文化交流具有启示作用。
培养人才：清代书院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曾在书院学习过。
促进学术交流：清代书院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各种学术思想在这里碰撞、融合，促进 了学术的发展。
桐乡书院：钧衡初创，院规入典
桐乡书院：钧衡初创，院规入典在孔城镇清水塘村找到了戴名世墓，他的墓前有着大片的荒草，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荒草大多已经倒伏，那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风吹草低的天苍苍野茫茫，看来草木生灵也在感叹戴名世的遭遇。
瞻仰完戴名世的墓，我接着又到红庙村去找另一位戴氏之墓，这位叫戴钧衡。
然而我向村民们打听戴钧衡墓时，却无人知之。
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在桐乡这种文风极盛之地，不会有人直呼前贤的名讳，于是我改为问，戴存庄的墓在哪里？这一问果然让村人恍然，于是人人皆可为我指路。
墓碑与文保牌合二为一在红庙村村外的一个小池塘边，远远地看到杂草丛中有一块石碑，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寻找目标所在。
走近一看，果真如此。
戴钧衡墓的正前方是一个池塘，池塘内长满了密密的荷叶。
面荷而眠，这真可谓死的有诗意，不知道戴钧衡葬在此处是否为了品味“留得残荷听雨声”这个诗句。
但是将墓建在池塘边，这种制式极其少见，我不知道他的后人来到这里如何做祭拜。
其实不止是他的后人，包括我这样的追墓者，来到他的墓前却依然无法站在前面向他鞠躬行礼，因为墓碑前面不到半米的距离就是池塘，这种情形给我的拍照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面荷而眠因为是南方，所以池塘里生长出的植物密密地盖满了水面，我很难分清楚池塘与陆地之间的界线，于是用脚试探着向前挪步，果真一脚踏虚，差点儿踏入水中，好在有准备，及时将脚抽了回来，但相机却险些失手掉入池塘。
如果不拍墓碑的正面，如何能证明我是真正找到了寻访目标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冒一下险，于是就是半蹲的姿式，让身体尽量后仰，终于将墓碑的正面勉强地拍了下来。
站在池塘对岸用镜头拉近了看这个墓碑大字写着戴存庄墓，显然已经不是当年他的好友曾国藩所书写者，而尤为奇特的是，墓碑的上款儿竟然是“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落款儿则为“桐乡县人民政府”，看来这是将墓碑与文保牌合二为一了，这种做法颇为少见。
上午拍戴名世墓时，墓碑上的字体跟此碑完全相同，看来这两块碑的立碑者为同一人。
出租车司机看我拍照的姿式有些危险，他建议我到池塘对面，远距离拍照。
清代桐城桐乡书院的管理特色
商 改 ，必宜 斟酌 尽善 ，公 同会 议 ，方允 改行 ，不
可 以一 己之 私妄 为更 易” ［ ］ 卷 ３ 章 程‘ 董 事 九 则。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不必 尽 贤 有 德 之 士类 ，与 主 之 者 为 通 家 故
旧 ，或转 因通 家故 旧之 请 托” ；“ 降 而州 县 书 院 ，
则 牧令 不 能 自主 ，其 山长悉 由大吏推 荐 ，往往 终
岁弗 得 见 ， 以束 修 奉 之 上 官 而 已 。 ” ［ ］ 卷 桐 乡 书 院 议
针 对上 述 弊端 ，桐 乡 书院 的主创 者之 一 的戴钧 衡 提 出：“ 窃谓 山长 必不 可 无 ，而所 以举 其人 者 尤 不 可忽 择 。 ”认 为 作 为 书 院 的 山 长需 具 备 以下 条
切” 。
董事 在 管理 中强 调 “ 共议” 。首 先是 书 院 的 山长 须经 “ 共 议 ”产 生 。“ 山长之 名始 于宋 元 时 ，
生 ，常董 、值 年董 事 的更换 和章 程 的修订 也须 经 “ 共 议 ”确 定 。 如 ：常 董 “ 其 或 经 病 故 、衰 老 、 远 出 ，则 缺 一 人 必 更 举 一 人 ， 即会 同 各 董 事 议 之” ；值 年 董 事 “ 其 实 有 他 故 不 愿 经理 者 ，董 事 等 公 同会议 转 举 一 人 为之 补缺 ” 。桐 乡 书 院 的 管 理 中还 体现 与 时俱进 的思想 ，并 非僵化 顽 固 ，如 “ 所 议章 程 ，董 事必 须 永 远 遵 行 ，认 真 办 理 ，倘
二 、 学 业 管 理 的兼 顾 制和 激 励 制
所谓 “ 兼顾制” ，就 是 尽 可 能把 经学 教 育 和 科 举 教育 统 一于 书 院的教 学活 动之 中。黄 以周在
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兼论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
——兼论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程嫩生清代桐城人文蔚起，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才辈出，著作纷呈，尤其是清代桐城成为“桐城派”的发源地。
桐城派是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绵延清代文坛二百余年。
其存续时间之长、涉及文人之多、传播地域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桐城派的形成发展，与清代桐城人文蔚起息息相关，可谓建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
清代桐城为何人文蔚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重要原因值得探讨？笔者以为，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还得回到桐城本土，从桐城本土追根溯源。
戴钧衡是清代桐城本土文人，他与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桐乡书院又是清代桐城本土书院，以“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作为论题来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有鉴于此，笔者对“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这个论题展开论述。
一、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创建过程明清时期，桐城有不少书院。
明代初期，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将兴学作为文教的重要内容。
洪武八年（1375），他诏令天下建立社学。
当时桐城建立社学七所，“各设一师，分教里中子弟”[1]（P714）。
弘治二年（1489），桐城又广建社学，增加到了二十四所。
后来社学发展衰微，书院逐渐兴起。
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桐城知县沈教在桐城西北隅的灵泉寺故址创建桐溪书院（又名“正学书院”），之后知县邝涛将城西的太霞宫改建为龙山书院。
万历 摘要:桐乡书院是道光二十年（1840）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一所书院，其创建是桐城各地在教育上争奇斗艳、不甘落后的结果。
为了表明教育导向，引导生徒合理学习，也为生徒学习提供保障，戴钧衡撰写了《书院杂议四首》，内容包括“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等四个部分。
戴钧衡对乡邦文化耳濡目染，他将乡邦文化纳入了桐乡书院的教育范畴。
在清代桐城，具有戴钧衡这样思想的人士不少。
经过一代又一代桐城人士的不懈努力，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以弘扬乡邦文化、关心与支持家乡教育为重要使命这种“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不断地推动了桐城文化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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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
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
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
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
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
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
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
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
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
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
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
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
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
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
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
”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
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
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
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
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
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桐城派作家重视书院教育的主要实践
桐城派作家或为官，或从教，或游幕，都心系书院与教育。
他们有的为官一地，大力兴建、修复书院，发展教育；有的主讲书院，坚持因材施教，与时俱进，体现出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游历幕府，对幕主广施影响，献计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
综观桐城派作家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和成效，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书院建设、精心培养人才、关注国计民生的远见卓识；他们关于书院教育的一些举措，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
一是兴建、修复书院。
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职，倾心书院建设。
如姚莹在福建、台湾、四川等地为官，兴建九和、海东、玉环书院，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
桐城派中兴之臣曾国藩，在军务之余，兴建、修复湖南、安徽、江苏等地书院，亲自督查、出题、阅卷。
曾国藩“立书院以养寒士”，使因战乱而人文凋敝的苏、浙、皖地区恢复生机，铸就
此后百余年间英才辈出的辉煌。
在曾国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军首领积极修复各地书院。
如吴汝纶在深州、冀州任职，兴建、整顿书院，亲自讲课，“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他在河北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
方宗诚补枣强县令，创立正谊讲舍和敬义书院，充分展示桐城派办学理念和构想，造福枣强百姓。
二是改革并完善相关书院的管理制度。
桐城派作家就如何办好书院，从制度建设、招生规模、教学方法、经费筹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完善措施。
如姚鼐在生徒学习目的和培养人才目标上，注重锤炼生徒的德行操守，强调“明理”和“学佐当世之用”，这些有助于扭转清代书院过于突出科考功能，平衡古文与时文教学之间的矛盾；在教学上，要求弟子关注社会和民生，主张“文以载道”；在教师遴选上，重点考察德行与道艺，德行上要“敦行谊”，道艺上要“工为文”，彰显老师的表率作用；在管理上，健全制度，完善奖惩措施。
姚门弟子也积极作为，把桐城派发展带入黄金期，把姚鼐管理书院的经验传播各地，形成了以梅曾亮为代表的北方传播中心，以陈用光、姚莹、邓廷桢等为代表的东南传播中心，以吕璜等为代表的岭西传播中心，桐城派的影响“南极湘桂，北被燕赵”。
曾国藩、吴汝纶等积极参与书院办学，宏观上大力指导，政策上给予倾斜，实践中注重督查，办出特色和成效，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
三是重视书院山长的选聘。
山长是书院的核心和灵魂，选好山长，对书院的发展十分重要。
桐城派作家对选聘山长有独到见解。
姚莹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
”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就能实现书院教学目标。
他要求山长选聘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进退之”，强调自主办学和山长权利。
戴钧衡看出山长由官府或大吏推荐之弊端，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共议，颇有民主色彩。
曾国藩选聘安徽、江苏等地书院山长时煞费苦心，发现理想人选，亲自礼送赴任，其诚可鉴。
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的特点
全面考察桐城派书院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讲授经学与时文写作并重，注重传授古文理论。
古文创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讲授古文是他们立足书院的独门绝技。
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展文论思想。
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说，强调“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源”，将科举之文与治学求本、修身务本相联系，实现“学佐当世”。
方东树以“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强调作文“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同时又“不尽拘守文家法律”，体现他在变革创新中延续文脉的自觉精神。
姚莹提出读书四端：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文学创作中体现济世救民的情怀，
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学理论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
曾国藩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和吴汝纶提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等主张，无不体现他们关心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创新精神。
注重教学、学术研究与古文创作的结合，营造教学相长、平等交流的氛围。
注重学术探讨、鼓励学生争辩是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桐城派对此予以继承和发扬。
姚鼐掌教书院，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师生平等交流，互相畅所欲言，自由论辩。
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习骈文展开激烈辩论，管同说服梅氏学习古文，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骈互见，管同不满：“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互见。
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
”此后，梅曾亮采纳其建议，潜心古文创作，成就“一代文宗”
注重古文教材编选。
桐城派文论宗法先秦、唐宋，勇于吸取前人文论精髓，并在实践中创新，编纂独具特色、指导性强的古文选本来指导生徒学习与创作。
方苞编选《古文约选》，颁布各学宫，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编《古文辞类篹》，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的经典范本。
此后，梅曾亮、曾国藩、方宗诚、吴汝纶、吴闿生等都编纂古文读本，总结执教、创作经验，给学习古文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者：江小角，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负责人、安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