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之辨(一)

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之辨(一)

人民陪审制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了九个世纪之久的文明制度，以司法民主的理想形式和自由保护神的形象，在讴歌和赞美中从英国传播至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并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效仿。我国自清末西学东渐之际，初次在立法上引进了陪审制，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以苏联陪审制为模式的人民陪审制。该制度几经跌宕起伏，在“存废之争”的声音中陷入尴尬之地，随着司法改革大潮的冲击，颇受争议的人民陪审制度成为解决“司法不公”、增强“司法公信力”的一剂良方，迅速出现在司法领域。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公布实施，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利弊之争也此起彼伏，笔者认为，应站在理性的高度，客观评价陪审制度的存在价值，通过《决定》实施以来的运行状况，审视当前人民陪审制度设定和实践中的误区及缺陷，确定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目标，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需要的人民陪审制度。

一、找寻陪审制度的“脸谱”——人民陪审制的理性价值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或非职业审判员为陪审官或陪审员参加审判刑事、民事案件的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后经英国发扬光大，使其司法体系在世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并成为两大法系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但是，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和法律的日

益专业化，陪审制度客观存在的缺陷使整个陪审制度渐呈衰弱之势。尽管如此，陪审制度的优势却不容忽略，至今依然在美国历久不衰，这项历史悠长的司法审判制度究竟具有那些内在价值，究竟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司法活动中呢？

（一）司法公正的“旗帜”

“陪审团是公正法律的潜移默化者，也是不公正法律的改革者。”1]陪审员的日常经验使他们能够判断诉讼双方各自陈述的合理性、证据的可信度从而发现案件事实。而陪审员以不同于职业法官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参与陪审，可以利用人民的常识来纠正职业法官的可能职业偏见。站在陪审员的角度来看，每一起案件几乎都是较为新鲜的，他们在审理过程中会更重视分析案情，对证据和事实表现得更加细致、敏感。他们站在与法官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在使法律变得缓和之余，还考察法律是否赋有正义且充满人性。正因如此，陪审员参与审判，对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司法民主的“化身”

陪审制度具有政治民主价值，“陪审团被引入诉讼，最初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实行对法官审判权的分割与制约，是为了确保审判公正，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2]陪审制度是公民参与司法的重要途径，“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之手。”3]它能让普通民众参与日常的司法审判工作，并且在事实

的判断方面享有独立于专业法官的权力，从而防止专业法官在司法体系中的专断，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律判决确认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更好地体现民主的精神。正是这种民众的参与体现了司法程序的开放性与民主性，使司法权力取得更广泛的政治基础。

（三）司法监督的“标尺”

陪审制度是一种有效、周密的裁判制约制度，具有权利制衡的价值。任何权利如不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司法也是如此。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直接对司法过程进行监督，对法官审判行为进行监督，能够促使法官端正自己的行为。其次，当事人愿意接受“和自己同类的人”的审判，心理上感觉司法程序和结果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容易接受此类裁判。陪审员作为民意的代表，直接表达对判决结果的意见，使判决结果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正当性，可以使人民最深刻地体会到司法的全部内涵，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事人对司法过程产生信任，消除当事人对司法腐败的担心。

（四）传播法治的“使者”

普通公民参与司法过程，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也是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公民参加审判，和法官近距离接触，直接了解具体案件的审判裁决过程，对于公民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都是极有益处的。同时，在庭后能够宣传法律，塑造司法的良好形象，减少公民对司法的不满。英国近代司法史上的元老重臣丹宁勋爵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对

陪审团这样评价：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800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我相信，参加这种司法活动对于培养英国人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

二、培植陪审制度的“土壤”——完善人民陪审制的理性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一届亚太地区首席大法官会议上强调：“中国法院制度改革变化的方向是更加民主、更加高效、更加独立、与社会的互动性更强。……中国新通过的陪审制度立法更是力证。”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的一项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抓紧落实《决定》，还要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明确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目标，找寻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适合生长的有利土壤。

为更全面、客观地考证这项制度，笔者对武汉市7个基层人民法院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期间的人民陪审制度运行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和统计：1、人民陪审员参与度较高，大部分能熟知审理程序及证据规则，但在合议中发表意见并被采纳的比例不高，只占52%；2、大部分基层法院制定了培训计划并坚持执行，但实行追究机制的不多，只占43%，出现“监督空白”；3、保障及奖励机制实施较为到位，但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要加强，只有58%设置了人民陪审员办公室。通过上述调查情况，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一）误区：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认识上的局限性

1、认为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开展法官职业化建设存有矛盾之处。“既能实现司法民主又能保证司法独立的唯一方法，就是法官的精英化和职业化。”4]法官职业化建设对法官的遴选、法官的条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广泛来自于民间，未受过任何法律专业知识训练，且毫无审判实践经验的陪审员们现在就与法官“同权”，会对审判质量有所影响。事实上，陪审员的本旨在于通过普通公民参与司法的方式，用公众朴素、自然的一种理性来平衡法官职业化的理性和定向思维。尤其在许多复杂的案件审理中，证据无法确认法律事实或者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时，与当事人有相似生活经历或者有专长的人进行辅助性的判断，可能会弥补职业法官的知识缺陷，但这并不表明会弱化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

2、对人民陪审员作用的误解。认为陪审员是借助陪审制获得的审判权，其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参与审判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且在防腐拒变功能上缺乏特别之处。个别法官认为陪审员仅仅是在法庭上和法官并座，只是一种形式主义，没有赋予陪审员应该享有的权利。专业法官因职权形成的权威是陪审员难以达到的，专业法官有可能诱导陪审员，压制其意见，使陪审成为附庸。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往往影响了双方的工作配合，最终导致陪审员变成虚设。处在信息、知识飞速增长的现代社会，法官不可能行行精通，对于新型案件的审判，需要有专门的知识、经验，陪审制度的运用将公众的智慧引入审判中，对于案件的审判有重要意义。同时，陪审制的运用实际有利于监督审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