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张爱玲

鲁迅与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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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

鲁迅与张爱玲

李丽

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

前言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

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

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

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所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P65）因为“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到香港求学“我念我的书”“要行得正，立得正”。可是，在姑母家看了一橱子“金翠辉煌”的衣服之后，在“看看也好”自我宽慰掩饰之下，她渐渐堕落了，无法从生活环境的栅栏里拔出来，她恳求梁太太能够“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2]（P49），成了“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P50）的交际花。而这源自她那内心深处的一股渴望，即乔琪“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因此，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葛薇龙的故事仍会继续。

二、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角度来看，大我与小我

1971年在旧金山与水晶先生的谈话中，张爱玲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国民劣根性的认同。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可两位作家的立足点却不同。鲁迅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民族的立场上来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冷漠、奴性、愚昧等，是民众的呐喊，是启蒙的话语，表现的是“大我”，如鲁迅笔下的具有“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最底层农民——阿Q，面对生存的困境，备受欺

凌的遭遇，他采取了欺瞒自己的态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4]（P75）从精神上获取了胜利。这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方式，力求保住“奴隶”的地位，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足于“奴隶”的地位。正是从这一点上，阿Q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成为一种文化载体。鲁迅思考的不仅仅是阿Q的精神状态，而是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文化状态，他是站在“大我”的立场上来审视和解剖这一国民性的。

而张爱玲是站在个人生存状态（人生现实中诸多的“麻烦”）的角度来批判人性的扭曲、压抑，是个人的私语，不负载社会使命，表现的是“小我”，写的是普通市民的人生。张爱玲主动回避时代的声音，她的作品不是政治的扬声器，也拒绝反映广大世界的苦难真实，而是从自我熟知的晚清洋场一群没落的遗老遗少出发，在新旧交替的文明中展露一群普通市民扭曲、压抑的人性，承载着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话语。在曹七巧的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由受害者到迫害者的冷酷蜕变，是长期压抑的情欲与穷极一生想要得到的金钱迷失了她的心智，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已荡然无存。曹七巧的生存境遇不是站在时代民族的立场上去表现的，而是从曹七巧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谈及其被情欲与金钱迷失的人性，承载着张爱玲独特的个人体悟：人的私欲使人不像人。

三、从对悲剧人生观的探寻上来看，未来与现在

一个人的幼时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早年的心理阴影在鲁迅与张爱玲的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强化，他们都无法颠覆深烙于记忆中的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从而形成了悲剧人生观。同样是表达悲剧人生观，可他们所寻求的出路抑或是解脱方式不同。鲁迅是在反抗绝望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所

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鲁迅笔下的青少年就是希望，《故乡》中少年的闰土是生机勃勃的小英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5]（P59）；而中年的闰土自卑、迷信，如同一个木偶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6]（P62）。《狂人日记》的结尾，那句触人心弦的呐喊：“救救孩子”依然响亮，救救那并未受封建制度、礼教禁锢的孩子。

而张爱玲寻求悲剧人生观的解脱方式是把握现在，享受当下，张爱玲是惶恐于未来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7]（P156）现在才是真实可触摸的，张爱玲发出这样的感叹：“出名要趁早呀！”“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8]（P3）张爱玲以一贯的审美态度来肯定现在的生活，以“残酷的天才”、奇异的智慧来发掘现实世界里的点滴乐趣并甘之若饴。她固执地守候现实的安稳，生命也早已描定她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9]（P101）

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因时代背景、思想渊流、个人气质禀赋等方面的不同，在共同之处又见不同。

注释：

[1][7][8]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