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比较文学

鲁迅与比较文学

徐晓云

摘要：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本文主要从西方哲学、文学两个方面对鲁迅的影响展开论述。

关键词：鲁迅比较文学进化论思想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一、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学者”（史华兹语）也是最早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思想家之一，他抓住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脉，将西方文化精神归结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思想上为后人吸收西学开辟了方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影响很大。

鲁迅的思想深受严复影响，他在南京与日本求学期间系统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许多著作，并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朝花夕拾·琐记》中谈到，他在南京城南，花500文钱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厚书——《天演论》。翻开一看，——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一个新鲜奇异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唤起了鲁迅的生命自觉意识，引导他进入高层次的思考，西方“新学”成为鲁迅智慧与激情的原动力，表现为激进的思想、奔放的感情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二、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同时中国国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声于异邦”，把那些能够真正纠正中国文化本体偏枯，激发个体精神力量的东西引进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而各种报刊和杂志争相译介西方近代的各种文艺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国旧文化的面貌。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个性与精神，中国要与列强竞争，关键是立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人的精神”层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质区别，主张中国人应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学基于启蒙精神，呼唤人的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对国民的愚弱状态进行深刻剖露，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当时的青年认为是勇敢的反抗，鲁迅对这种反抗无疑是赞美与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中子君的话曾经风靡一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出个性主义的可贵，而且指出了个性主义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做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国版的娜拉，她的命运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结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命运思考比易卜生来得更实际更深刻。

作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巨人，鲁迅创造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文学。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深刻学养使鲁迅的作品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受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拜伦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种融描写、叙述、抒情、讽刺、议论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因此成为现代文学“散文体小说”“抒情诗体小说”的开创者。在小说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中西皆用的态度，在《呐喊》与《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说的“横切式结构”约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说的“直缀式结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