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

杨小凯原籍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于澳洲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5岁。

主要成就：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提出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代表作品：《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等重要事件：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

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

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

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
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

”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

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研究领域：
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主要著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生平事迹
乱中觉醒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1968.1.6）。

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铁窗十年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

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

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

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

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

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锋芒再露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

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

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

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

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但杨小凯还没有被平反，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当时还在位，而杨小凯的入狱是华国锋做的批示。

后来胡耀邦代替华国锋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

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

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巨星陨落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

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

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

但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

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

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

小凯不枉此生。

”
生平经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

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人物评价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

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

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

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

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

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

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