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讽刺艺术

摘要：本文拟从《围城》这部小说讽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语言艺术，以此来表现钱钟书先生博学睿智的才识，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隽永、细腻婉转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围城》；语言艺术；讽刺特色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它的艺术价值看，是中国现代文学少数可以传世的佳作。它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其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他崭新的创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活用讽刺来展示各个侧面的丑恶。

一、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灵活多样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讽刺、智慧的火花，《围城》中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

一是善于运用文言文语句进行讽刺。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围城》中，钱钟书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讽刺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二是借用英文进行讽刺。一般来说，行文中，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地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了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物的效果。如：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alook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yofdough。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在这里，作者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张先生那种崇洋媚外的丑态，讽刺了他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走狗身份。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常常利用谐音在人名、词语的翻译上做文章，以达到讽刺的效果。例如李梅亭在自己的名片上将“李梅亭教授”译成英文“professormaydinlea”（五月，吵闹，草地），钱先生还假借赵辛楣之口将“梅亭”与“mating”（交配）联系在一起，饱含讽刺之意，使假道学李梅亭的好色本性再一次自然地流露出来。

三是巧妙活用词语进行讽刺，使得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例：“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其中“并肩作战”也属于词语的超常用法中的变异方式。

此外，《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重复、比较、推理等手法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二、讽刺对象在《围城》中无所不包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着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戏谑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写的是乡村小旅馆里肮脏的桌子：“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写的是西贡酒家里坚韧异常的“佳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是在里面洗过一次澡”，写的堂堂的三闾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的清淡如水的鸡汤；“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写是方鲍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别扭”的倒霉相，作家撷取人生中富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片断，调色画像，渲染加工而进行的轻松的幽默。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仲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那么下面各例则是作家刻意用他那支战斗的笔，对当时社会上的政治群丑、无聊文人的丑态所制作的活画像：“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人造战略上的撤退’”。借方鸿渐的表现批判了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

又如把方鸿渐一行人在泥泞路上鞋底上沾满的泥巴比作“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把店里长久销售不掉的半生不熟的肥肉的颜色比作“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这些脱口而出的比喻，看似漫不经心，实质包含着作家对那些食人者无情的鞭笞和批判。对书中刻画的那些道貌岸然、整日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标榜自己，招摇过市，实则不学无术的无聊文人，作家同样地用他那支辛辣的笔触，借用讽刺性的比喻，将他们的面纱揭去，还之以本来面目。

三、讽刺艺术在《围城》中显赫地位

一部优秀的小说应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说过，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传统的小说一般比较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围城》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作品的主题、故事情节，而是钟书先生那种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辛辣的嘲讽。小说虽也有一个较为明显地主题，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题、情节不被读者所重视，不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情节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而是因为钱钟书先生那种对生活独特的、辛辣的讽刺艺术特别突出抢眼，引导读者眼光由社会朝心理病态及丑恶灵魂的挖掘转移，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而以精妙有趣的讽刺艺术感染读者。

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不似传统小说借助典型的环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过各种讽刺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作品虽然也注重描绘时代背景，并使其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但在处理它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上是无法比拟的。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讽刺，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仲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这种讽刺绝不同于新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的讽刺小说家。

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现实的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则采用高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通过讽刺的多样性的使用，让人们感受到讽刺背后对方方鸿渐等人的一些同情。钱钟书先生冷眼旁观，忽冷嘲，忽热讽，出尽了那些庸俗知识分子的洋相，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悲惨命运的那份无奈，让人于幽默中体会到潜藏于后的悲剧意味以及对生命的无奈。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里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先生独特的讽刺艺术，不仅在《围城》中独占鳌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