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摘要：华尔街的危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的错。格林斯潘理应为此道歉,反思也会继续深入下去,但上世纪很多国家所进行过的经济体制试验会重来一次吗?我觉得不会。自由市场信念无关价值、无关“左”“右”、无关意识形态,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体制也无非就是一种协调分立的个体经济行为选择的机制而已,历史反复证明了,在创造财富上,这种机制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政府监管的手段和边界在哪里,才是危机反思中的真问题。注意,是“监管”,而不是“干预”,“监管”是政府制定比赛规则,“干预”则是政府亲自下场踢球。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经济危机经济转轨房价

正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近些年大量发生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把地方政府推到了改革的前台,使得人们广泛地争议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担负什么样的职责。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市场的自发运行会给社会带来高效率，政府的过多干预只会起到反作用，政府需要作的只是提供安全和秩序。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自由经济体制的一个极端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类型中根本没有政府参与，由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或公司做出与自身有关的所有经济决策。自由市场经济一般与土地和资产私人所有的经济制度相联系。不可否认，在没有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中，自由市场能够自发起的作用，不需要昂贵和复杂的官僚机构来协调做出经济决策，市场机制能对变化的需求和供给情况迅速做出反应，以便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而且，历史表明，在美国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确刺激了信贷市场的高速发展，刺激了经济增长。然而，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

笃信自由市场理念的格林斯潘道歉了,但这否证不了关于自由市场的共识。华尔街的危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的错。格林斯潘理应为此道歉,反思也会继续深入下去,但上世纪很多国家所进行过的经济体制试验会重来一

次吗?我觉得不会。自由市场信念无关价值、无关“左”“右”、无关意识形态,现实中的自由市场体制也无非就是一种协调分立的个体经济行为选择的机制而已,历史反复证明了,在创造财富上,这种机制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政府监管的手段和边界在哪里,才是危机反思中的真问题。注意,是“监管”,而不是“干预”,“监管”是政府制定比赛规则,“干预”则是政府亲自下场踢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迅速影响全球经济,使人们再次思考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问题成为一个不得不思考的理论问题,如何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转型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政府的经济职能除了要弥补市场机制天生的内在缺陷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外,还要解决市场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可能产生的“市场扭曲”问题。

因此,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外,还要落实和实施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方针和措施,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制度创新和供给,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规范市场秩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与中央政府经济职能高度一致。改革开放30年来,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期间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由政企不分向政企分开的转型,地方政府基本上退出私人产品生产领域。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深入,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进一步转型变得更加迫切和复杂。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要实现由经济建设为主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从培育市场向规范市场的转型,面临着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不仅涉及地方政府自身,还涉及政府间的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涉及政府与各种非营利组织、企业、市场的关系。因此,必须把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放到当前的体制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理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才会有广阔的视野和多样性的选择,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从经济转轨的过程看，我们发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在左右着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而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垄断企业改革的延宕，甚至会让人揣测，经济体制转轨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市场发

展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即对主要商品生产的控制、对重要利益分配的控制）被市场挑战的程度。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是政府公权逐渐与市场私权相脱离，政府公权主要用于对市场秩序的维护，而非与市场私权相纠结、利益相互输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政府所做的只是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监管，而不是对市场主体应有权利的限制或剥夺，甚至深度介入利益的纷争，外假公义而内挟私心。按照“十一五”规划，２０１０年我国将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成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为什么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似乎越来越尖锐？而诸种矛盾和冲突恰恰发生在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产出都有了飞跃式的增长的背景之下。我们认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不匹配上，或者说，经济转轨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社会转型，抑或说，社会转型所需要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滞后的经济转轨来实现。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承受社会冲突之重。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犹如中国发展之双毂，一大一小不均衡必将影响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甚至会使发展脱离既定轨道。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表现在不同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有了较为完善的表达机制，尽管其愿望要求和结果实现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转轨的滞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体现在不同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平等竞争，社会体制的完善体现在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能够依法得到合理的满足，而政府则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的监管者出现。中国经济转轨滞后于社会转型的主要表现，是本来能通过市场手段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利益分配，却由于政府公权的侵入而使得现有分配机制扭曲，受损利益团体对主持利益分配调解的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

比如当前的房价问题。近年，政府一再下决心对房价进行调控，但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其中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交易中房屋需求者与房屋供给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是与我国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密切相关，不改革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土地财政现状就不会得到扭转。在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需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来支撑的当下，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博弈不会有结果，房价的理性回归也缺乏最为基本的支撑。

市场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必须在某些领域“不作为”；但是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的领域正是政府职能所在。政府政策可以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强化市场调节的效果。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完全的自由放任是不足取的，必须将市场调节和政府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