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5月 Vol. 28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6──────────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展龙（1976-），男，甘肃靖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化史。

- 60 -✧历史学研究✧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展 龙（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摘 要：张居正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史学实践及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他先后主持纂修了《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大型官书，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完善了明代的史馆制度；另一方面，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凭借自己的权力，恢复、重建了曾长期废置的起居注。

关键词：张居正；《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万历《会典》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3-0060-05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别号太岳。

江陵(今属湖北)人。

嘉靖二十六（154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明神宗初代高拱为首辅。

张居正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其史学活动则隐而不彰，加及他“生平不喜著作”[1]，所著《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召对纪事》、《张太岳集》等亦多非史学著作。

故此，张居正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一直不为人所注意。

实际上，作为“以经术遭逢圣主”[2]的一代“名相”，他的史学实践及其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主持官修史书方面，更值得书上一笔。

据《献征录》卷17、《明神宗实录》卷107、《国榷》卷68载，张居正的修史活动是从参修《兴都志》开始的。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他充《兴都志》纂修。

不久，进右谕德兼侍读，复预修《兴都志》，后辍。

四十四年六月，续修《兴都志》，充副总裁。

期间，他还参与重录了《永乐大典》。

这些活动不仅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功力，更为他后来总裁大型修史活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就张居正总裁《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三部重要史书做以探讨，并对其恢复起居注制度及其创新之处予以阐述。

一、总裁明世宗、穆宗《实录》承前代旧制，明代历朝重视纂修《实录》。

自宣德间修《太祖实录》始，总裁官皆由阁臣担任，据《明史·职官志》载：“（阁臣）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

”至隆、万间，张居正任内阁大学士，其总裁官书编纂，就是从世宗、穆宗《实录》开始的。

隆庆元年（1567）六月初一，《世宗实录》始修，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充总裁官。

逾六年，尚未脱稿。

神宗即位后，隆庆六年（1572）九月二十二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修纂《穆宗实录》。

[3]二十六日，开馆始修，张居正仍为总裁官。

至此，两朝《实录》同修。

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四日，《穆宗实录》先行告成。

十月，由翰林院进呈。

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先后历时十一年亦终归告成，并于本月由钦天监进呈。

神宗初立，张居正遂请修先朝《实录》，这是对旧制的沿袭，同时也表明他重视当代史的编纂，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

具体在两朝《实录》的纂修过程中，张居正作为“总裁首臣”，也“勤劳为多”[4]，此大体有三：第一、组织领导。

明代自宣德开始，实录馆纂修《实录》，决策者实为总裁官，监修官虽由身居显位的武臣担任[5]，但武臣修史非其所长，其监修不过是形同虚设，徒挂其名而已。

故此，张溶虽承其祖父张辅、父张懋连，亦以武臣身份监修世、穆《实录》，但总领史事者仍是张居正，尤其是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出任总裁官，使他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一方面，他总结过去官修《实录》存在的弊病，凭借其先前的修史经验和领导才能，制定了灵活、可行的纂修计划。

他在《纂修事宜疏》有言：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

编纂之工，卒难就绪。

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

无烦蒐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

合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6]展 龙：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61 -张居正认为要顺利完成两部《实录》的修纂，首先要立定期限，“依限加功”；其次要打破依朝代顺序纂修《实录》的先例，提出先修成《穆宗实录》，再修“事迹浩繁”的《世宗实录》；最后，建议待《穆宗实录》修成后，“令两馆各官”，全力以赴，“并力俱纂”《世宗实录》。

另一方面，纂修人员的选任，亦多定于张居正。

如万历三年（1575）八月，他“题东阁大学士张四维充《实录》总裁官”[7]。

四年（1576）正月，又以编修黄凤翔充《实录》修官[8]，等等。

所任史官多长于史学，如张四维“有才智，明习时事”[9]，而黄凤翔也长期“教习内书堂”，曾“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10]。

正因为张居正计划周密，用人得当，保证了两部《实录》的顺利完成。

第二、删润定稿。

明制，纂修《实录》“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11]。

张居正在总裁两部《实录》期间，删润之功尤多，他“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

事务阕疑而核实，词皆举要以删烦。

至于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竣事”[12]。

正因如此，万历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告成时，神宗赞誉他说：“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

”张居正自己亦言：惟我皇祖《世宗实录》……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

既更定其文义，复雠校其差讹。

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

[13]世宗一朝“事迹浩繁”，其《实录》能历时十一年完成，其中功劳以张居正为最。

第三、完善《实录》的纂修制度。

明代《实录》馆属临时机构，其中有不少官员同时兼理本职工作，尤其是总裁内阁大学士、副总裁翰林院大学士各有繁忙的职务，难以全心纂修《实录》，从而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实录》的纂修速度和质量。

而且，如张居正所言，史馆还存在总裁官“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和纂修官相互推诿，“以人众而相捱”[14]的弊端。

故此，张居正提出改革建议：其一，建议史官修史要“事必专任”、“功必立程”。

在张居正看来，《世宗实录》纂修六年，迄无成功，主要原因是“事无专责”，他说：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

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

顾掌部事，则有薄书综理之紧繁；直经纬，则见侍从讲读之责。

精神不专，职守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著也。

今两朝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

[6]所以，他荐举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二人专管《世宗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穆宗实录》，让其暂辞部务，全力纂修《实录》。

张居正的这些建议得到神宗批准，“俱依拟行”，保证了纂修工作的有序进行。

其二，立定编纂期限，所谓“定为章程，严其限期”。

他提出：“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样，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张居正时任总裁官）等删润。

每年五月、十月间，臣等将纂完丛本各进逞一次。

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守三年之事，从此渐积累，然后成功可期。

其余副总裁官或部暇相互讨论，或讲俟令其补凑，不必责以限期，恐致两妨。

”在此制度的规约下，两部《实录》预期完成，而《穆宗实录》仅用了两年三个月。

[13]其三，改革征集史料的先例。

万历以前，征集史料通常只令“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14]，对史料的整理重视不够。

张居正对此着力予以改革，如选派六名史官分工协作，编纂六曹章奏，以备纂修《实录》[15]；礼部向各衙门征集史料时，要求他们将所存题本、档案、文件等史料查计数目，编好顺序，再陆续送赴史馆[15]；令提学官采辑汇编史料等。

这些规定，保证了《实录》馆所获史料的全面性，也提高了修史效率和质量。

其四，张居正对纂修官亦提出具体要求：首先，包括副总裁各官“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不得随意外遣；其次，各馆纂修官要以职业为重，以“公家为急”，不得“别求差假，图遂私情”；再次，在张居正眼里，史职与行政官职虽职掌不同，但“国家用人之理，宗核名实之道，实寓于斯”。

所以，他将整顿吏治的考成法推及史职，提出：“书成之日，分别叙录，但以效劳多寡为差，不复计其年月久近。

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头白之讥，而臣等亦得以逭旷职素飱之咎矣。

”[6]经过张居正的悉心裁定、调整和改善，充分保证了世、穆《实录》的质量。

清人徐乾学权衡明代历朝《实录》之大概，认为“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16]。

至于褒贬任情，颠倒是非者，也多发生在太祖、英宗、孝宗、武宗和光宗等五部《实录》中，而世、穆《实录》则能持平记事，曲辞甚少[17]。

更具意义的是，张居正对史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官修史书史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影响所及，终明清两代而不绝。

二、总裁万历《会典》《大明会典》初次刊刻，是在正德四年（1509），凡180卷，结构以官署为中心，附以历年事例，使官与事相结合，是为正德《会典》。

嘉靖年间，又经过两次续修，补充了自弘治十六年（1503）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间事例，凡53卷，但载在秘府，未及颁行。

为此，隆庆二年（1568）孙应鳌、万历初林景暘等曾奏请补辑所缺事例入《会典》，但因当时“两朝《实录》尚未告成”，史官“披阅校正，日不暇给”，为防止“顾此失彼”，“事难兼理”，重修《会典》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62 -一事只得推迟[18]。

至万历四年六月，《穆宗实录》业已进呈，《世宗实录》编纂将毕。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等请修《大明会典》，并就筹备事宜上疏神宗，在疏中他首先讲到为何要重修《会典》：《会典》一书，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纲目毕举，经列圣之因革损益，美善兼该，比之《周官》、《唐典》，信为超轶矣。

顾其书创修于弘治之壬戌，后乃阙如；续编于嘉靖之己酉，未经颁布。

又近年以来，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鲜谙国体，条牴例纷纭，自相牾，耳目淆惑，莫知适从，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几于沦失矣。

今幸圣明御极，百度维新，委宜及今编辑成书，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

[18]在张居正看来，重修《会典》势在必行：一是嘉靖年间两修《会典》，虽补充了正德《会典》所缺事例，但“未经颁布”；主要是由于某些人“鲜谙国体”，却又“喜于纷更”，致使旧《会典》“条例纷纭，自相牴牾”，让人“莫知适从”。

所以，张居正希望通过重修能对《会典》“校订差讹，补辑缺漏”，从而使《会典》真正成为“一代画一经常之典”[19]，“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