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

①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

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

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

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

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改革策略不同。

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

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

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

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

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

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

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

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

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

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

“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

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

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

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

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

“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

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

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

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

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

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

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

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

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

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

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

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

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

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

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

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

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

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

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

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

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

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

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

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

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

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

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

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

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