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乔良新解三十六计 最完整文字讲稿版

乔良：《百家讲坛》我没发挥好

回顾《超限战》成书前后，揭秘《百家讲坛》主讲人备课经验

解宏乾刊发时间：2008-01-1012:26:59新京报

2007年12月，军事专家、《超限战》作者乔良主讲的“新解三十六计”开始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过去人们一提三十六计就以为是阴谋，其实，计谋是一种计，人生设计也是一种计，有时候可以用在个人发展上。乔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说到：“过去的三十六计偏重于军事和政治上的使用，我的新解除了这些之外，还拓宽到了商战和人们的生存、生活中的运用。”而之前，乔良因为《超限战》一书，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引发了无数争论。为此，本报记者对话乔良，就乔良的成长、《超限战》成书前后以及登台演讲三十六计等问题展开了采访。

受老师启发形成《超限战》的思路

在我的一生中，有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喜欢诗歌非常早，我的第一首诗是8岁时写的，在学校的墙报上，写了一首怀念英雄王杰的诗。19岁我在空军当地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那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两首诗。当时《解放军文艺》是唯一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发行量达到九十多万册，所以地方上的诗人能够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可以说是“新闻”了。

这就是因为当时我遇上了一位大我七八岁的哥哥叫李云飞，他特别喜欢宋诗。我就经常去向他请教，他的这种喜好就影响了我，结果至今在所有的中国诗词中，我最喜欢的依然是宋诗，超过了唐诗。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两大兴趣，一是文学，一是军事。我的经历虽然很复杂但是不曲折，在一些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在兰州空军政治部时，我还认识了一位哲学老师，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研究员，就是现在的社科院。他爱人是我们兰空创作组的一位画家。因为当时我很喜欢画画，就经常去美术室看他们画画。

有一次我在画桌上看见一个摊开的黑色笔记本，无意间看到上面写着一段哲学的思考，但我觉得这段话有些陌生，因为我当时已经把马列的那六本书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都读过了，但这段话不像任何一位导师的字句，而且写的很精彩。于是我就顺手找了一张纸想把它抄下来，还没有抄完突然一只手就从我后面一下就把这张纸抽走了。我回头一看就是这位哲学老师的爱人，“乔良你怎么不经人允许就看别人的东西呢？”我当时感到很尴尬，我也表示只是觉得这段话写的很好，没有别的意思，但她还是挺不高兴的。因为当时“文革”期间大家也很谨慎，她就把那张纸和本子都收起来了。

后来回去她就跟她爱人讲了这件事情，我那老师就说，惟独这段是他自己的东西，

因为那个笔记本中有很多马列的言论，很奇怪为什么我只对这段感兴趣。于是他就把我约到了他家，我当时还有点紧张，然后我就谈了谈对于这一段文字的理解，谈了谈我的想法。后来他告诉我，这一段就是他的哲学思考中最精华的部分。从那以后他就收我作学生，开始跟他学习哲学。这是1974年的1月份，之后我就下部队当了地勤，在此期间我们也是经常通信，他一休假回来我们就会见面。而且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所有的时间给我讲课。这段时间的学习，对于我之后创作小说，以及写《超限战》都有很大的帮助，他教会了我一种思考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宁夏日报》诗歌组的编辑老李，他在文学上对于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1974年我在《宁夏日报》发表了一组短诗，叫《机场短歌》。现在看来这诗不值一提了。但发表之后，居然在宁夏就小有了一点名气。当时《宁夏日报》的责任编辑李震杰对我的评价是“后生可畏”！我心里暗自得意。那组诗，六首分成了两部分，但没想到在前一组发表后，改后三首诗时，老李编辑把我狠狠训了一下，他说，“你不要因为我表扬了你，就太高兴、太得意，实际上你这个诗还有问题，你好好改一下，今天不改完就别回去。”

那天我从中午改到下午6点多，回部队的班车没了，还没改完，非常恼火！这老头怎么这么不饶人！按我对诗的理解，不能因词害义，老李要求非押韵不可。我搜肠刮肚就是押不上，一气之下，想给他留个条就走人。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高尔基的一个故事来。高尔基在写好自己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之后，送给了当时还是一位编辑的俄罗斯著名的作家科罗连科发表，科罗连科看了以后对高尔基的处女作大加赞赏，但是有的地方需要改动。高尔基改来改去实在改得不满意，一怒之下就留了个条，说实在改不动它，如果这里不能发，就随便处理吧，然后便不辞而别了。科罗连科看了这个留条苦笑了一下，便自己动手帮他改。后来，高尔基便是凭着这个作品一举成名。十多年过去后，高尔基已成了俄罗斯文坛的大师，回想起这件事还非常惭愧，想向科罗连科道歉，可是科罗连科已经死了。

我当时就想，假如有一天我也成为名人，会不会为今天的这种不辞而别羞愧呢，或者说是遗憾呢。想了想又坐下来改，还是改不动。最后，老李编辑来了，看我实在是改不动了，他就说帮我试着改一两个字，看行不行。老李改完后，我觉得心里头顿生对老先生的敬意。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直到今天，凡是编辑对我说哪个东西写得不理想，需要改一下，只要我听他说的有道理，我就必定改，绝对没有什么架子好端。而且要尽力去改，争取改得出乎他的意料。

从《孙子兵法》到《超限战》

在《超限战》创作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但有争议很正常。没有争议的理论也不会有生命力。

对于军事理论的兴趣我也是由来已久，八九岁的时候从父亲的书架上拿出《孙子兵法》就开始非常狂热地喜欢军事理论，当时我还读一本书是《林彪元帅军事论文选》。我非常详细地研究过第四次中东战争，而且我发现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这个问题在《超限战》中也专门有一段论述。埃及军队本来一开始是占上风的，因为它是进攻方，但后来他们几乎全军覆没，整个胜利得而复失。我发现，当一次战争的政治目标是有限的时，不要把这种有限性传达给军人，要由政治家自己掌握。在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西奈半岛以后，如果扩大战果继续追击的话，以色列的军队很可能要垮掉。由于一开始埃及军队的统帅萨达特的目标就是有限的，他不想打垮以色列军队，只想收回西奈半岛，他就将这个有限的目标传达给了士兵，当目标达到了士兵们就不再往前走了。结果由于他们对于后事没有更多的准备，让以色列军队钻了空子。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当政治家的目标是有限的时候，在军事上仍然要以无限手段为目标。

在写完《灵旗》之后，我认为我对于现代小说已经非常了解了，这也是我的毛病，当觉得自己对于一个东西很了解了，就希望探讨更新的东西。我和王湘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直在关注战略问题，一直想写一部书，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1996年，非常凑巧我们两人都参加了台海演习。在这过程中，我就经常谈这次演习，以及它的后果，也因此想到了写一本有关未来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军事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书，最后的研究就慢慢集中在了《超限战》这本书的范围内。我们两人用了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都要通电话、写信沟通。

最后就缺一个书名，想了五十几个都不满意，琢磨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想出一个能让我们两人都满意的，不是被他毙了，就是被我毙了。有一天，我上厕所看《参考消息》时，突然看到有一篇文章里提到“限制”这个词，我一下就想到我们这部书不就是想表达一种“超越限制的战争”嘛，简称“超限战”，我一跟他说他也非常满意。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不会打字，王湘穗会打字，所以我来口述，他来打字，然后边写边讨论。

在《超限战》创作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但有争议很正常。没有争议的理论也不会有生命力。争议主要集中于我们在书中指出了战争正在超出军事领域，“非军事战争行动”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重要战争模式，金融战、黑客战、恐怖战这些非职业军人发动和参加的新型战争，很有可能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受到强烈冲击。

我们特别在书中指出了“新恐怖主义”将会借助高科技手段，用一次战术级别的行动，就能对向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造成战略级的震撼。在某军事研究机构专门召开的《超限战》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对我们以上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其词。国内某些人甚至把我们对新恐怖主义的研究，认定为是主张恐怖主义，结果，我们这两个喊“狼来了”的人，被误读误解成了说谎的孩子，甚至干脆被某些人指斥为“狼”。

我现在正在沿着《超限战》的方向延伸，前一段时间我在北大的讲座题目是《金融战与阴谋论》。因为写《超限战》中涉及了金融战，这也是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战争，所以我又开始研究金融方面的问题。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两大兴趣，一是文学，一是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