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崛起的必由之路

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崛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崛起，主要体现在文化规模的扩大、文化质量的提高、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宽领域的输出，并为其他民族所接纳、所向往。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往往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崛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为原本单一的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生的种子，产生多元化的文化，导致原有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一个民族的强盛必然是一个敢于在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民族。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时的中国仿佛是一个人正处在由童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变过程中。虽然国内文化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定式，不同文化间具备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中国主流文化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学说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形态，宗教信仰功能相对较弱，广大人民的信仰问题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能够解决。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道家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冲突中，中国人对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充满了好奇心。为寻求“西方”文化的真经，他们过沙漠，闯戈壁，越高山，翻雪岭，走出了一条万里“丝绸之路”。人们纷纷著书立说，中国思想界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处于相对繁荣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逐渐诞生了道教，儒家学说的宗教化也变得更加明显。正所谓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两种不同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冲突与融合，最终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由此形成。

一个民族文化的衰落与沉沦，往往与她在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冲击面前的拒绝改变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840年前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而当时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清政府实行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华民族长期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这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果“大清帝国”不是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清朝未必一定会输得那么惨。同时期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日本人迅速向西方学习，改变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转而侵略别国。一个民族被外族欺侮也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恰恰在于政治集团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与国家利益之上，有意识地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历史研究表明，闭关自守政策正是清朝统治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苟且偷安政策。清政府在全国建立政权后，各地反清斗争持续不断，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斗争更是此伏彼起。尤其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同东南沿海和流亡海外的反清志士，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反清复明”而斗争。这也是清政府实施闭关政策的一个客观原因。1840年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上极度腐朽的清王朝竟然与西方人玩起了“以夷制夷”的政治技俩。清朝统治集团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防民甚于防寇”，严防人民力量的崛起，不愿也不敢动员、组织民众进行陷敌于汪洋大海的全民抗战，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当列强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平衡时，清王朝又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当人民的力量无法控制时，又转而与西方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运动。在如此腐朽的政府主导下，国家之贫弱是断不可改变的了。

阻止外界先进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一切政治集团、既得利益者都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们在实行闭关自守式政策时，总是会堂而皇之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所谓闭关自守式的爱国，实质上是一种占有式的爱国

方式——国家被狭隘地理解为特定的时间、空间区域，理解为对主权、土地、人民、经济、文化等元素的铁筒式占有。而占有从来都是特定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对特定对象的占有。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企图占有国家的政治势力最终不是被自己的人民就是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推翻。因而，一切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狭隘的爱国方式只能成为“祸国殃民”政策的源头。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心，中国人以及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一个只能输出物质产品的民族注定是矮小的，是无法真正地站立于世界之上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主权、国土等要素为国家所有之外，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只有勇于接受一切挑战，全方位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在加强物资流动的同时，实行文化传播的大进大出，一个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文化才能得以壮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物质性前提，也是不同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前提。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吸收别的民族文化而不能向别的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输入的过程显然是民族文化自我丧失的过程；相反，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奉之为“国粹”，对别的民族先进文化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那么，这种拒绝改变的过程最终将是民族文化自我消亡的过程。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世界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文化的输入与输出都明显地带有政治性，与军事战争的胜负一样对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崛起过程，正是在与别的民族先进文化的输入、输出过程中实现的。

同样是文化交流，交流的不同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地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中国宣传教义。中国文明的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吸引了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人，一批社会精英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被西方的社会精英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向往着所谓的东方文化，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实施着大手术，最终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东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在西方文明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三百间，中国一直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直到现1840年之后被西方人攻破国门。中国虽被列强打败，但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多数中国人习惯于以拿破仑关于睡狮的名言而自豪，殊不知，拿破仑其实是在忠告中国人：自绝于世界之外，必将被世界所抛弃！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