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金融行政典型案例

上海金融法院金融行政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公布日期】2021.09.27•【分类】其他正文上海金融法院金融行政典型案例01 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从事股票交易应承担行政责任——杨某诉上海证监局证券行政处罚案裁判要旨证券从业人员违法参与股票交易的，证券监管机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因违法参与交易行为时间跨度长、电子证据多、证据隐蔽分散等特点。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若行政机关已经最大限度地合理收集了相关间接证据，该些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足以证明违法事实成立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证券从业人员违法行为成立。

基本案情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杨某在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任总经理，为证券从业人员，尹某系杨某母亲。

上海证监局在有关案件调查中发现杨某涉嫌违法买卖股票，经对涉案事实进行调查、举行听证程序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后，对杨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杨某在前述任职期间实际控制并使用其母尹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期间累计买入股票成交金额3.01亿余元，累计卖出股票成交金额3.17亿余元，期末扔持有“同方股份”股票151,000股，已卖出股票累计盈利1,433.96万余元。

杨某作为证券从业人员，控制并使用尹某账户买卖股票的行为，违反了2014年《证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构成了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根据杨某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上海证监局依据2014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责令杨某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剩余股票，没收违法所得1,433.96万余元，并处以4,301.88万元罚款。

杨某对处罚决定不服，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杨某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某不服一审判决，又以上海证监局对该案无管辖权、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被诉处罚决定作出程序不当且超过追诉时效，以及该处罚决定缺乏合理性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处罚决定。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上海证监局针对杨某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对杨某、其母尹某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制作了询问笔录，向杨某告知拟作出处罚认定事实、理由及依据，根据杨某的要求举行听证程序，听取了杨某的陈述申辩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执法程序并无不当。

违法行为具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以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本案中，杨某主张其违法行为已经结束，但根据被上诉人上海证监局所举证据证明，杨某直至2015年6月仍在违法操作其母尹某账户，故上海证监局于2016年对本案进行调查，未超过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追诉时效，杨某关于超过追诉时效的抗辩难以成立。

根据现有证据，杨某母亲尹某名下的证券账户交易中，来自于上诉人杨某手机以及其所在证券营业部电脑下单的比例约为95%，该证券账户对应的第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交易也有80%以上与上诉人杨某手机及所在营业部电脑访问有关。

此外，上诉人杨某对其母尹某的账户资金来源，手机、电脑下单情况，账户操作主体的表述，与尹某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在询问笔录中表述存在明显矛盾。

综合各项证据，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仅有杨某一人操作其母名下账户这一结论，能够形成清晰的证据链条。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裁判意义本案为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后首次公开开庭审理的金融行政案件，也是宣判时中国证监会所有派出机构作出的标的额最大的行政处罚案件。

上海证监局分管负责人在二审时出庭应诉。

证券从业人员违反禁止性规定，利用、控制亲属、朋友等账户违法“炒股”并获利的违法情形，一直以来是证券监管机构重点监管的范畴。

对从业人员违法股票交易行为的行政处罚进行合法性审查，存在着电子证据多、证据隐蔽分散、违法行为时间跨度长、违法行为主体难以认定等难点。

本案中，二审法院从处罚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权、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超过法定追诉时效、认定违法行为的事实是否准确、完备，以及认定违法所得及处以罚款金额是否合法、合理等五个方面，全面分析了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本案的审理，明确了证券从业人员违法证券交易行政处罚案件的事实证明标准，为如何审查此类处罚决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同时，通过对该案的裁判，确立相关裁判规则，使证券从业人员对违反禁止性规定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具有明确预期，推动了从业人员执业的规范化、法治化。

02 违规征信授权的行政监管与司法审查——刘某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要求履行法定职责案裁判要旨在通过手机APP等方式申请信贷或投资理财产品时，因通过电文数据交互进行，金融机构是否完成投资者征信数据的查询授权，是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易产生争议的问题，也是金融监管机关监管审查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申请过程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信贷产品申请过程中，金融机构充分提示了征信授权事项，且当事人按照提示完成了征信申请等步骤，可以认定金融消费者已经同意金融机构查询其个人征信信息。

基本案情2017年11月3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受理刘某的征信投诉，刘某认为某银行于2017年7月15日未经本人允许查询其征信报告，要求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某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调查发现，刘某于2017年7月13日至7月15日通过与某银行合作的线上平台渠道申请某银行信用贷产品，在此操作过程中，某银行核验了刘某的人脸识别照片、身份证原件、银行卡等材料，确认为刘某本人所操作。

在“手机号认证”阶段，需产品申请人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授权查询、报送相关信息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点击《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可浏览《综合授权书》《某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某银行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授权书》和《个人信息采集及使用通用授权书》等文本。

刘某在上述手机号认证阶段手动勾选“同意并签署《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并点击“提交”后完成了申请贷款的全部流程，后某银行于2017年7月15日查询了刘某的个人信用报告。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受理刘某提出的投诉后，作出《答复意见书》。

被诉答复认定，刘某在申请过程中的操作应视为其同意并签署了相关电子合同，某银行已取得刘某的征信查询书面授权，据此查询刘某的个人信用报告并未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刘某不服，向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后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刘某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其通过某APP申请贷款过程中，从未见到“某银行”字样和标示，也没有页面提示该产品由某银行与网络平台合作放款，本案中有关电子证据效力依据不足。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刘某申请信用贷产品流程中各环节、步骤的网络截图，并由某银行在相应截图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原审中提供了有关申请信用贷的网页截屏，可以作为本案定案证据。

上诉人以涉案电子证据未经公证为由，称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该观点并无相应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申请信用贷借款产品，需经过人脸识别、身份证验证、银行卡四要素鉴权以及手机号验证等多重网上申请步骤。

根据被上诉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举证证明，点击《征信及综合授权书》即可浏览《综合授权书》《某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某银行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授权书》和《个人信息采集及使用通用授权书》等文本，其中《某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中载明了贷款申请人授权对借款银行的征信查询授权事项的具体项目。

据此，借款人申请信用贷有关流程中，已经充分提示了需确认的征信事项，以及查询征信事项的被授权主体，该主张具有事实依据。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也表示已经阅读过勾选项所附的内容，可认定上诉人已经按照信用贷产品申请页面提示的步骤和程序完成了其征信信息的授权。

据此，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裁判意义本案是全市首例涉及要求金融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未经许可查询金融消费者征信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案件。

近年来，个人数据和信息的保护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而网络交易中由于信息交互的特性，确实存在个人信息不当获取或者泄露的情形。

因此，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在获取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同时需根据相关规定要求获得当事人的授权。

而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中个人信息权益负有保护并落实监管措施的行政职责。

本案审理中，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通过相关证据，充分说明了对涉案信贷产品销售过程中征信查询授权问题进行行政调查的具体过程，也证明了涉案信贷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已经充分提示了征信事项、上诉人已按照涉案信贷产品所设定的申请步骤完成了其征信信息的授权确认等事实，从相关程序的设定和后台记录可以确认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对其个人征信数据的查询授权。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查明了案件事实，并结合法律规范对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进行了合法性审查。

结合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要求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予以行政处罚的申请难以成立，故二审作出了维持判决。

本案对规范金融机构征信活动，支持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履职，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03 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的认定标准——某上市公司诉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案裁判要旨上市公司负有确保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

上市公司违背企业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记载事项与真实情况不符，证券监管机构可依法认定其构成信息披露违规，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子公司按照完工百分比法于2015年7月、8月、10月分别确认了某工程施工收入。

该上市公司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15年1-9月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显著增加，上述施工项目占当期披露的营业收入总额的50.24%及利润总额的81.35%。

后施工合同解除，该上市公司发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载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负，同时年报中明确，因会计师事务所提出2015年三季度确认前述工程量并结转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故对该笔收入在第四季度进行相应账务调整。

2016年11月15日，上海证监局对某上市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予以立案。

认为前述行为违反了201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某上市公司给予警告，并处50万元罚款。

某上市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三季报中确认工程收入及利润，因不符合会计准则，出于谨慎性原则在四季度对该笔收入、成本的确认进行了冲销，导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负，并非刻意编造实际营收数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法院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