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作用

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作用历史地看，早期法国学派提倡的影响研究尽管在20世纪初遭到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等人的诋毁，又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学者的激烈抨击，但影响研究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学界对影响研究的探讨至今也未停止。

因为“影响”本身就是“比较文学中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影响研究”仍然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

然而，目前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探索还依然存在诸如研究界定不够清晰，研究对象不够明确，研究方法单一陈旧等困惑与争议。

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会阻碍影响研究的深入。

因此，若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就有必要在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检视文学间影响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反思传统影响研究的不足和误区，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影响”与影响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影响”为切入点，通过探究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进而明确影响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探寻影响研究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为影响研究的具体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与方法论支撑。

一“影响研究”的悖论谈到影响研究，准确地认识“影响”是基础。

“影响”作为比较文学中的特定术语，学界已有诸多界定，如日本学者大塚幸男的“力说”论（影响是主宰他者的精神、理智的力）、美国学者约瑟夫。

T.肖的“渗透”说（影响是渗透在艺术作品中进而再现出来的东西）、纪延的“痕迹”论（影响是在接受影响的作品中找不到可见痕迹的一种心理现象）、奥尔德里奇的“存在”论（影响是一种存在于某一作家作品中的东西）、法国学者朗松的“精神说”（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等等。

若将这些界定提炼归纳，“影响”实际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影响”的发生来看，“影响”是在外来因素作用下产生或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指向一种源于外来文学及其相关的因素。

第二，从“影响”的特征来看，“影响”是文学交流发展中的客观事实，但却往往被认为意会而无实指，难以捉摸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第三，从“影响”的存在形态来看，“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常常与作家创作中的模仿、改编、借用等或隐或现地渗透、混融在一起。

概言之，比较文学中的“影响”具有外来性、神秘性、隐在性的特点。

不过，问题也由此产生，正是使得人们对与“影响”关联的“影响研究”因为“影响”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争论不断。

法国学派早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影响研究”是必要的，但在研究中却难以实践。

如卡雷认为：“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

”美国学者则对所谓的“影响研究”诟病不已。

如韦勒克指责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部分美国学者还主张用“文学交流”“文学关系”之类的概念取代“影响研究”, 以此反叛其虚构性指向和模糊性内涵。

并且，“影响研究”的属性究竟是一种研究类型还是一种研究方法也尚未达成共识。

此类问题的存在和争论时常给“影响研究”造成一定的理论盲点和实践困惑。

究其根底，影响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皆源自于“影响研究”本身的内在悖论，特别是在“影响-实证-影响研究”的传统思维和逻辑链条上，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这种悖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影响类型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由于文学间的影响形态不同，影响程度各异，所以比较文学界对“影响”类型有诸多不同的分类，可谓花样繁多。

如法国学者基亚认为影响包括个人影响、技术影响、精神影响、题材影响和背景影响等。

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将影响分为正影响、反影响、负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等类型。

王向远曾列举了影响的多种表现形态，诸如直接与间接影响、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等等。

然而，与“影响”类型的多样性相反，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就显得颇为单调了。

“影响研究”通常而言以“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

显然，“影响”类型的多样性及其交叉融合性，使得影响研究仅仅依据单一的“实证”方法，其实难以有效处理文学交流中纷繁复杂的影响关系。

并且，更棘手的问题在于，文学作品及其现象之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无法找到影响的证据，也就难以确认影响关系的存在。

况且，“‘影响'的论证基础，是建立在‘同时的' （synchronic）、'类同‘（similarity）、'异时‘（diachronic）、'相异‘（dissimilarity）等多个层面”。

在上述情况下，影响研究的形态和特质必然会在“类型的多样性”与“方法的单一性”（即“事实联系”与“实证研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证的焦虑。

之间形成一种矛盾，）究”（二）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通常认为，法国学派强调注重文学国际关系的实证性，主张“'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

事实上，文学毕竟不是科学，文学批评也不能完全照搬科学理论。

首先，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是极其复杂的现象。

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比较文学的启发不能忽略，但若不加辨别地力图按照自然科学的定量或定性分析模式，以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学的相似性、类同性现象，将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因果关系，这样的阐释无疑会遮蔽文学本身的审美性（即诗性）.其次，文学影响关系除了具有可证实的模仿和借鉴、渊源等因素，同时不同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之间的风格、情感、心理等方面还包含着艺术倾向和审美情趣上的渊源关系。

这些渊源关系往往具有审美性和隐含性而不可测定，因而文学影响关系也就难以通过科学性的分析完整体现出来。

不言而喻，让“比较”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乍一看似乎已经具有“科学”性，实际上却由于缺乏对文学国际关系与相互影响的全面认知，恰恰会导致影响研究中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性的内在失衡。

（三）文学“接受-影响”关系的机械割裂“接受”与“影响”是文学交流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

从影响的角度来看，路径是放送者到接受者。

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路径是接受者到放送者。

从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接受-影响”又在内容上具有统一性，在形式上具有同一性，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

然而，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聚焦于作家作品间的事实联系，很少关注一国作家作品与另一国读者的接受关系。

譬如，梵·第根就认为：“应该把'放送者‘、'接受者‘或甚至'传递者‘的这些因子隔绝，以便个别地去探讨它们，并确切而有范围地证明那些影响或假借。

”何以如此？追溯比较文学兴起的年代，正是孔德实证主义、英美新批评盛行的时代，这些理论强调文学研究应从作家作品出发，由此读者的接受往往被轻视，“影响”与“接受”的双边关系自然而然就被人为机械地割裂了。

正如乐黛云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影响研究只研究A如何影响B, 很少研究B对于A如何接受。

”事实如此，若在影响研究中将“影响”与“接受”人为地进行机械割裂，由此造成二势必会导致“影响”与“接受”在统一性和同一性之间产生悖论，元对立的印象和方法论偏执。

这既是传统影响研究的缺陷，也是传统影响研究与当今影响研究的最大区别。

由上可见，“影响”的事实存在和“影响研究”的难以把握，无疑构成了“影响研究”的内在悖论。

更确切地说，影响研究的悖论在于“何为”与“为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即“何为”就是辨析“影响”的类型，“为何”则是如何对“影响”进行探究，如何把握“何为”与“为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则是关键。

韦勒克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

”依其所言，之所以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对象）和专门的方法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客观深入地认识到“影响研究”的悖论，而对影响研究悖论的认识则直接关乎影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特别是现象学、读者反映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引入和启发下，“影响”已经不可能简单地设定在实际交流史的范畴，“影响研究”也不单是孤立的文学研究而已。

若人为地割裂“影响”与“接受”的同一性，这样非但不能准确界定“影响研究”的对象，而且难以找到“影响研究”的有效路径和有序步骤。

二“影响研究”的对象从比较文学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所谓法国学派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 还是美国学派无事实关系“平行研究”, 或是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其共同核心在于“文学关系”, 其研究对象从宏观来说也理应是各种不同层面的“文学关系”（1）.若依据其存在形态来看，文学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1）事实材料关系；（2）审美价值关系；（3）异质变异关系；（4）学科互涉关系。

文学关系所涉的这四个层面在文学创作和交流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关系。

相应地，从文学关系出发的影响研究，其对象大致也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层面：（一）从研究类型来看，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事实材料的同源统一性文学关系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曾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口号，这除了抵“同这些学者坚信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更重要的是，挡来自于学界的批评，源性”.何为“同源性”?较为恰当的解释是，所谓“同源性”即是“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的同一性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作品中，在放送者与接送者之间，在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寻找主题、题材、风格、形象、情节、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相似性，在各种材料之中爬梳那些文字接触的证据，目的是证实文学影响关系中存在的同源性因素”。

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将同源性作为可比性的基础，一是为了反驳缺乏同源关系的胡乱比附，二是为了强调可比性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基于这一前提，法国学者大多将实证主义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重点考辨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进而证明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客观存在。

反之，所谓的影响关系也就子虚乌有。

因此，从研究类型来看，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事实材料的同源统一性文学关系，这也是传统影响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影响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实证性与非实证性的文学统一关系在文学传播交流过程中，文学间有一些影响是明确清楚并能予以证实，而有一些影响是隐约含混且难以证实。

这就说明，在影响研究中，既有实证性的影响关系，也存在超越实证性而发生变异的影响关系。

何为“变异”?简单来讲，所谓“变异”就是“影响关系下那些存在于可实证之影响痕迹以外的，由于文化过滤、翻译、传播与接受等原因所造成的现象”。

事实上，我们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文学比较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学误读、翻译异化、文化过滤等变异现象，这些变异都会使影响的存在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证实。

不过，这些非实证性变异在同源性构建的影响路径中并没有否定实证性的影响关系，反而是以实证性的影响关系为基础存在的。

也就是说，变异性的影响关系与实证性的影响关系尽管形态有所不同，但都殊途同归、相辅相成地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