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

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

杨民康，男，白族，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助理、民族音乐研究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兼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三峡大学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校客座/ 兼职教授。对中国民歌及歌舞音乐，傣族和南亚语系民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传统音乐，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仪式（基督教、道教、南传佛教、民间信仰）音乐及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理论有较深入研究。曾赴欧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大陆各省市参加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著作有《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一维两阈一一布朗族音乐文化志》等

10 余部，获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

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第三、六、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2015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发表论文150 余篇，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首届优秀论文评奖一等奖、北京市文联文艺评论奖一、二、三等奖，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二、三等奖。

音乐时空：据了解，您是从作曲专业转向少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这是出于个人兴趣吗？

杨民康教授：这里面有个人兴趣的原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来自云南，本身又是白族人，因此原先作曲主要也是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创作领域，采风时接触到很多民间音乐。当然，起初采风主要是以作曲为目的。我1986 年撰写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涉及了布朗族的民歌研究，所采用基本材料就是1983年在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等地采风4 个月的部分成果。后来，随着采风活动和手中掌握的民间音乐资料越来越多，很自然地就逐渐转向民族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在当时不少国内民族音乐学者都有从表演、作曲实践升华至理论研究的过程和经历。从我的老师田联韬先生到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符合文化和艺术实践规律的，必然的发展过程。它和今天大学里盛行的学生转学生，课堂到书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很不一样，当然我个人的主观兴趣也是十分关键的。

音乐时空：同时也请您谈谈当时国内的民族音乐研究生的培养状况。以及您是怎样由此踏上民族音乐学研究道路的呢？

杨民康教授：在我对民族音乐研究开始感兴趣之后，便有了考

研的愿望。1986 年，我顺利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成为田先生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说到报考这个研究方向的动机，不能不提一下当时整个音乐学研究生的培养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大约在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建立起来，但几所主要音乐院校培养研究生，要晚于作为综合艺术院校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而且，后者一开始注重培养的，主要是民族音乐或中国音乐史研究方向，所以就有了沈洽、杜亚雄、乔建中等几位当时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才俊，也是今天的学界领军人物。对于我们有志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都是自己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标杆。比较而言，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研究生培养制度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一开始是以西方音乐史为起点的。我们入校时，整个音乐学专业只有两位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即现在仍在我校任教的刘经树与余志刚两位教授，另外还有几位表演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同届的陶亚兵、巩学群（巩小强）三位音乐学学子，便有幸分别作为民族音乐（后来改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的首届研究生，得到众多老师的集中指导和精心栽培。由于当时还没有博士培养层次，硕士研究生已经是最高学历，研究生数量也比较少，平均年龄偏

大，都有一定的音乐

实践经验。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的比例，平均下来，几乎是一比一。记得在学校里，我上过少数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等研究生课程，便是由田联韬、袁静芳等老师为我单独授课。同时，学校还要求我们到在京的著名的综合大学选修课程。我本人就在中央民族大学随金天明、邵献书、胡启望、徐仁瑶等著名教授选修了民族学、语言学的研究生

课程，也都是采用一对一授课方式。无论老师和同学，对于这些课程，在教学上要求都比较高，我随民族学理论家金天明选修的《中国民族学史》，随邵献书教授选修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两门课，完成了两篇结业论文，都将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同中国民族音乐的情况做了比较分析，后来便分别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和《中国音乐》（1989）两个音乐学刊物。当时在北京音乐高校毕业的硕士里，这种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并非是个别现象，仅就其中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来说，像赵塔里木、何晓兵（均为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和我本人的几篇硕士学位论文，都是老师们呕心沥血培育的结果，就是拿到今天的某些博士论文里比较，我敢说也不会逊色。所以，说这些硕士研究生差不多就是按后来的博士学位的同等规格来培养，也不为过。后来，也是在田联韬、汪毓和等老师的努力下，得到了吴祖强、于润洋两位老院长的关心和支持，我终于如愿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专职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为此，我既要感谢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艰辛和劳动，也要感谢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们那样好的学习条件。我先后在音乐研究所、学报和音乐学系工作，如今已混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继承了当年的优秀学统？是否完成了老师、老院长们那沉甸甸的希望和嘱托？至今一直是个让我心中思索不已的事情。

音乐时空：在您转向民族音乐学研究后，第一位导师应该就是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田联韬先生，田先生对您的学术生涯一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我做作曲学生时，田联韬先生是我的老师之一。我后来报考了研究生，田先生当时已经具有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方向硕士导师的资格，于是便成为我报考的最佳选择。田老师在作曲方面对我的教诲已无须多言，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来说，从田老师领我入门，直到今天，我作为他的音乐学学生，可以说首先是继承、分享了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的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和学术事业，同时也收获了先生优良的学术品格、为人风尚对我的影响。这些，我在以前的几篇回忆文章里谈了很多，这里想重点说说他以自己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襟，在他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中发挥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