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诗歌

按照诗歌的风格来分，我们可以分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风格的诗歌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和产物，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而现实主义诗歌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这一类型的诗歌作品。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作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如实记录生活，不过是照相师的手艺；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经过个性化和概括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正如恩格斯说的，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因此我个人觉得现实主义诗歌更能如实反映当时人的生活状况，有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诗歌。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同时现代文学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用现代文学的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27年，第二阶段1928-1937年，第三阶段1938-1949年。这是现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对此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的。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萌芽发端于梁启超,梁启超一直致力于诗界革命的探索，就是想打破一切禁制，但梁启超并没有实现这个梦想。诗歌领域的革命性突破是由五四文学革命完成的，胡适及初期白话诗人继承了诗界革命，彻底打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但诗歌的内容却很多是反映现实状况的。里面的许

多代表人物都倡导诗歌的写实主义。譬如刘半农不仅对新诗的形式颇多关注，对诗歌的内容更强调一个“真”字。在《<分类白话诗选>序》中他说，“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白居易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对新诗反映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是充分肯定的。俞平伯则明确提倡新诗“注重实地的描写”。这些我觉得都是现实主义诗歌早期的状况，为后来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开端。在这一阶段还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这一标志性事件，虽然我们主要讲的是诗歌，但文学研究会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在这里我简要说明一下。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沈雁冰，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宣陈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文学研究会的创作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强调写实主义。《小说月报》的革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宗旨，给当时文坛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以打击。“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破除鸳鸯蝴蝶的旧派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而严肃提出来的，在20、30年代持续地于之斗争并占据了优势。我觉得正是因为文学研究会如此强调写实，才会对现实主义诗歌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接受五四新思潮的文学青年在诗歌创作方面会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反映下层人民真实的生活，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这一阶段的小说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五四以后，随着革命文学的迅速发展，左联的成立和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和深入的讨论。五四落潮时期，早期革命文学的鼓动者针对新诗坛的一味的感伤、浮夸和浪漫就提出了诗歌应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恽代英认为新诗应当“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邓中夏向新诗人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两条就是“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新诗人须从事革命实际活动。”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普罗诗歌社团纷纷成立。这一阶段已经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更多的诗歌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新诗可以用政治倾向多种形态，艺术道路多向探索来描述。当然这也是诗歌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主义诗歌在这一阶段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二、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运动于30年代“左联”领导下的大众化诗歌运动一般称为“普罗诗潮”。蒋光慈与殷夫是普罗诗潮的先驱。普罗诗歌理论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把诗歌的现实主义主义精神等同于现实，甚至将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等具体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同于诗歌。郭沫若甚至公开说要做“标语人”、“口号人”，虽然我个人觉得郭沫若的立场总是不够坚定的，但他在这一时期还是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早期的普罗诗派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推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极端的排斥其他诗歌流派显然是不利于现实主义诗歌的长期发展的，因此我认为会留下很多的弊端，甚至会遭到其他诗派的攻击，但不得不承认它的功绩。

这一时期还有左联的成立也比较重要，左联成立以后，翟秋白、周扬等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周扬对苏联批判“拉普”的左倾错误和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针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给浪漫主义留了一席之地。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发展。诗歌反映生活，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成了那个时代许多诗论家的共识。但左联还是遭到了批判，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但确实对现实主义诗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一阶段还有中国诗歌会的成立，发起人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等人。他们提出如下口号：“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这里所显示的诗歌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诗人站在“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把握于反映现象，也即实现“诗的意识形态化”，其二是要求“诗与诗人的大众化”。中国诗歌会继续和发展了20年代后期的普罗诗派的斗争精神，接受了苏联的现实主义影响和左翼文艺运动影响，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在诗学理论上明确主张诗歌应该走“现实主义的路”，蒲风“认定诗歌是社会的反映，并且是社会的推进物，应有时代意义的”。“现今唯一的道路事“写实”，把大时代及他的动向活生生地反映出来。”从这些不难看出现实主义还是很受欢迎的，毕竟这更贴近于大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了大量体现他们的诗学追求的诗歌。影响较大的诗人有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柳倩等。蒲风诗歌刚健质朴，面临崩溃的动乱的农村和人民反帝的激烈情绪，是蒲风诗歌的两大主题。诗集《六月流火》，用澎湃如潮的激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