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一、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及其悖论

现代性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文化变化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自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在基督教的西方，‘新时代’指末日审判才会出现的未来，自18世纪开始，‘现代’意味着

一个人本身的时代，一种现在。”[1](P27)这种现代性意识表明，“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方案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进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方案亦有意将每一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些特别化的文化积存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来合理地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2](P17)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记；然而在社会思想史上，学者通常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

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来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安稳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原则，即所有呈现在理智总体中的本质因素在其进展过程中都有存在的权利。”[3](P43)这一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原则，是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现代性启蒙思想加以批判总结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何为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标记着“现代性”的开始。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聪明和审美判定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和能力为标记的。”[4](P40)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解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升华凝聚成的现代性总的启蒙理想，它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高扬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人的理性取代了传统权威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最高法庭；另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而高扬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现代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规范。

归结起来说，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是近代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中提升出来的时代精神，它以主体性为总原则，以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两大支柱，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愿望与政治诉求，为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社会奠定了文化启蒙的基础。然而，现代性的启蒙理想究竟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有着那个特按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后来的社会思想家在继续这一启蒙遗产的同时，又不断地从不同立场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重建。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向。马克思批判地继续了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安身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对本钱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批判，深刻阐述了现代性在本钱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异化及其扬弃，并开启了以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

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批判重建。稍后的尼采开创了一条现代性的反话语路向，对现代性启蒙理想进行了非理性主义批判，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本身，并由此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两条解构现代性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海德格尔到巴塔耶和福柯，另一条是路线是从尼采出发经后期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和利奥塔。这一路向总体上属于对现代性启蒙理想的解构重写。马克思与尼采从不同立场开启的这两条路向，形成了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主义批判重建派与反理性主义的解构重写派，从而奠定了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论争的思想格局。

现代性话语的歧路与分流直接源自现代性启蒙理想在其现代化历史展开中出现的危机与悖论。现代性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现代性在本钱主义社会现代化模式下不仅未能兑现其启蒙理想，反而在本钱主义社会结构中禁锢了现代性的解放潜能，致使其走向新的异化与蒙昧。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本身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靠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5](P28)这种现代性的危机与悖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本钱主义制度的成立未能兑现资产阶级许诺的启蒙理想，反而在本钱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中出现了新的奴役、片面化及本钱对人的统治，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P4)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