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悲哀的豁达——品读苏轼

超脱悲哀的豁达

高一（二）张隽涵

曾回味李清照那优柔寡断的词，曾仰慕李白那潇洒自如的诗，曾联想白居易那活泼洒脱的意……他，使人总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似薄薄的雾，似若隐若现的窗。而当我回过头回读他的诗，他的心，那个豁达的心，让我看透了他。

苏轼的骨子里始终有一份骄傲和执著，他挺立着，如树一般。任时光斗转星移的更迭，任岁月沧海桑田的变迁，他都不动摇。经风沐浴，披霜挂雪，却始终以一种和谐的韵律生长着，自信且从容。

我喜欢苏轼，喜欢他的风流才华，妙笔生花，骄傲执著，但我不得不说，我更欣赏他那份气定神闲的淡泊与豁达。于风波迭起的江湖中漂泊，数十载宦海生涯进进退退、沉沉浮浮之后，他也会在人生的低谷时感叹“固一世一雄也，而今安在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似乎人只有在现实相碰撞之后，才会直面残酷的现实，才会用理智去看自己，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渺小，才会感叹人生短暂。

然而，苏东坡的可贵之处不是他看到了人生的悲哀，而是他超脱了悲哀，找到了能够安慰自己心灵的人生态度、处世哲学。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优雅地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即便是在他人生最不称意的时候，他依然毫不介意。携带着半生的荣辱悲欢，他潇潇洒洒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轻轻巧巧做了让后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大文章。

我想苏轼回首一生，当会发现，自己在宦海的道路上，只有空白。这是一种悲哀吗?呵，谁说不是呢？然而，他没有在“悲哀”上下功夫，只是在看透人生后，以一种超脱悲哀的潇洒豁达，面对余生。我只能说，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智者，却不是一个胜者。他虽不是一个胜者，却无法在任何方面，都堪称智者。

人生几起几落，他始终没有丢掉内心唯一的豁达，四海为家，贫而不改其乐，诗酒自娱，欣则赏月观花。风雅之士，可以为一朵牡丹开花，邀来高朋满座，赏“国艳带酒天香染袂”，

曰“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调酒尊前，秋向晚，一支何事，何我依然”，“只想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有谁可以有如此胸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贬谪的道路，苏轼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次，却从未有过一次后悔。他的豁达乐观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有多么不幸，“悲哀”始终不是用来“悲哀”的。即使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他也依然懂得如何让自己满足，知足常乐。这样一来，被贬又如何？即使被贬黄州，”幽人独往来“，仍不改”捡尽寒枝不肯栖“的傲；被贬岭南，我自“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非有豁达胸襟，焉能如此？

历史上像苏轼一般的人，也有很多我们熟知的。

“五柳先生”陶渊明出身没落的官宦家庭，他一生曾做过几年地方小官，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直至病故。归田这二十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清贫的田园生活。远离官场的喧嚣，豁达地面对人生。而在他神智尚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词》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中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另一位则是中国历届领导人中几位著名的一位—邓小平。他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之间下放到拖拉机厂劳动。然而，他在被打倒时，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淡泊从容、宠辱不惊。邓小平以豁达的心胸和大智安享九十三岁高龄。“我一向很乐观，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顶着”。在原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请教他“长寿秘诀”时，他给予了如此答复。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三起三落，历经磨难，但他却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被人誉为“打不倒的小个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豁达的人生成就了这样一位伟人。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逆境”，每个人都会有“悲哀”。然而，就像我上面所说，“悲哀”并不是用来“悲哀”的，它是看透人生的另一种方式。而豁达，不过是你看透人生的结局，就像苏轼一般，拥有超脱悲哀的豁达。

“我定当让自己站在如苏轼般的志士，守望着属于自己的那片碧海蓝天，人又花开花落，我自宠辱不惊，铅华洗尽，惟有潇洒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