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刘勰《楚辞》观

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Vol. 29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7──────────收稿日期：2007-05-30作者简介：王承斌（1972-），男，安徽郎溪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6 -再论刘勰《楚辞》观王承斌（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93）摘 要：“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学界多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对《辨骚》一篇的认识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是完全肯定，有人认为是否定更多。

实际上刘勰对《楚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理想的文学创作模式是兼具《诗》《骚》二者之长。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诗经》；《楚辞》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6-0006-04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宗经”，对其中《辨骚》一篇有种种不同看法。

张少康先生等人认为刘勰对《楚辞》是完全肯定的[1]，王运熙先生等认为是否定多于肯定[2]，王元化先生认为在这一点上刘勰存在矛盾之处[3]。

不管怎么说，《文心雕龙》对《楚辞》作出了高度评价，说它是“奇文郁起”①，是“辞赋之英杰”，此乃不争之事实。

（一）刘勰重视“经”，重视“风力”与“雅正”是事实，此不赘言，但“风力”与“雅正”不是他评诗的唯一标准，他同时也很重视《楚辞》表现出的特点：抒发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语言华美等。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言志抒情”，而且多是抒悲怨之情。

刘勰看到了这一点，《辨骚》篇中说“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

后来朱熹也说屈辞“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4]，吴讷《文章辨体》引祝氏语说“二十五篇之骚，无非发于情者”[5]，王世贞曰“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再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6]。

都说明楚骚文学抒发怨情的特点。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坎坷经历，受冤自沉汩罗的命运反映于诗中，不能不使《楚辞》文学带有极浓的悲剧色彩。

班固曾说“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7]。

屈辞抒发的悲愤之情引起了后人情感上的共鸣，后世抒发个人情感，尤其是抒哀怨、忧愤之情的作品，大多向楚骚学习。

西晋时陆云模仿《楚辞》而作《九愍》，自称“以其情而玩其辞”，竭力渲染屈原的悲苦之情；左棻作《离思赋》，抒发思亲之痛，有“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等，均可为例。

钟嵘之所以把《楚辞》作为五言诗源头之一，强调《楚辞》系作家抒发的“怨”情，当亦是感受到这一点。

抒发哀怨之情虽是楚骚系列作品一大特点，但《诗经》系作品也有许多是抒发怨情的，两者之间有哪些异同呢？总体上说，《楚辞》之“怨”重在强调个人不幸的身世遭遇导致的“怨”，感情比较激烈，这与屈原强烈、坚定的个性有关，他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

《国风》之“怨”，有的情感也颇激烈，但较少屈作中那种强烈的主观色彩，缺少屈作中的那个大写的“我”，许多篇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怨而不怒”的格调。

其实从本质上说，两种怨情没什么根本不同，均是由遭遇不顺，个人的理想愿望、人生价值等无法实现引起的，只是在表现方式及强烈程度上有些不同而已。

刘勰论诗文创作时重“情”，强调抒发内心真实的感情，这已为共识。

具体来说，刘勰重视怎样的情感类型呢？《文心雕龙》对此没有明言，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刘勰认为《楚辞》和经典相比有“四同”和“四异”，就刘勰积极肯定的“四同”来说，其中就有“两同”与“怨情”的抒发有关——“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他对这种感情的抒发是完全肯定的。

《辨骚》篇中还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中的“郁伊而易感”、“怆怏而难怀”、“哀志”、“伤情”等，说的都是悲伤之情，从其赞语能看出他对此很重视。

另外，《情采》篇中写道：“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认为诗人是因“蓄愤”才产生创作的激情，这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司王承斌：再论刘勰《楚辞》观- 7 -马迁所说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8]，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也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也说过“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可见在诗文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心中的忧愤之情很重要，而这表现在文中，必然体现为抒发一定程度的怨情。

当然，“怨情”不能完全概括刘勰所重视的“真情”，但他对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感情给予极度重视是毫无疑问的。

这也与他高度评价《楚辞》相一致。

语言优美是《楚辞》作家作品的另一特点。

屈原作品注重辞藻的华艳，《九章·怀沙》中说：“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语言的华美是他所追求的。

刘勰称“《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辨骚》），是看到《楚辞》作品“朗丽”、“绮靡”、“瓌诡”、“耀艳”等语言特色。

《才略》篇更指出“屈宋以楚辞发采”。

刘勰不仅指出《楚辞》语言华美的特点，还大加赞扬，《辨骚》评价《楚辞》为“词赋之英杰”，又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赞《离骚》是继《诗》之后的“奇文”；又言“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是对“奇文”的具体解释，指文中有“伟辞”，“惊采绝艳”，认为古今作品在这方面难以和它比美；还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

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

”（《时序》），认为《楚辞》艳美的文辞超越了经典。

刘勰也看到了《楚辞》对后世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指出受《楚辞》影响的后世作家在语言风格上也有华丽特点。

如《定势》篇云“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

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

”《通变》篇云“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

”后世受《楚辞》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赋——“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诠赋》），文中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这是刘勰确定的赋体写作准则，他反对赋体语言的过分华丽，但不反对华美，所谓“词必巧丽”即表明了这一点。

刘勰对诗文语言的华美十分重视，《原道》、《征圣》、《宗经》、《情采》、《夸饰》、《丽辞》等篇对此都有很多论述。

这样，他对语言华美的《楚辞》的重视不难想见。

他对后世的“丽文”不满，也主要在于它们丢弃了“质”，片面追求“丽”，这在刘勰看来是走向了一个极端。

“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征圣》），圣人之文不仅仅在文辞上华美，更有充实的内容与之相配，故后世学之亦当是两方面兼顾。

（二）刘宋时檀道鸾《续晋阳秋》中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

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

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9]，认为自汉一直到西晋，各家之文虽时有变化，但大都以《诗经》和《楚辞》为学习的榜样；沈约也认为，自汉到魏，作者虽“文体三变”，但“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10]；钟嵘《诗品》论五言诗，认为有《诗经》和《楚辞》两大源头，认为好的作品应兼二者之长，不可偏废，这也是刘勰的看法。

《文心雕龙》中多次《诗》《骚》并提，作为后世创作的两大源头。

《定势》篇曰“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看到《诗》与《骚》对后世创作的不同影响，并把它们作为两大学习对象；《物色》篇说“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又说“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

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这里《诗》《骚》并举，言其写景为后世效法；《章句》篇说：“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言六字句和七字句夹杂在《诗经》和《楚辞》里，后世人学习其用法，形成完整的诗篇；《练字》篇曰：“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

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指在选词上，《诗》《骚》都重修辞技巧。

此外，《时序》篇也说“屈原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

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另《声律》《诠赋》《颂赞》《祝盟》《杂文》等篇也都或隐或显地将《诗》与《骚》并列而提。

刘勰对《楚辞》评价高，将之与《诗》并提作为后世学习的两大典范，主要因它是时代的产物，能在继承“经”意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完全符合他的文学发展观。

其《时序》、《通变》等篇，就明确地表现了他对文学发展变化的认可。

《时序》篇一开始就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是说文学作品的情思和辞采，即内容和形式等，都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又在《通变》篇中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文辞的运用，应不断地推陈出新，只有变化，才能通行，长久存在而不贫乏。

当然，这“通变”应该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而《楚辞》正是如此，它不仅能“取熔经意”，更能“自铸伟辞”，其辞是“经”“难与并能”的。

刘勰论诗文同祖“风”“骚”，“宗经”之实质是吸收“经”的思想内容，但创作时还要辅以《骚》的辞采和真情。

他论及后世作家学习写作的办法，是要“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将学习经典的实质与学习楚篇的“奇华”相结合，反对近世浮华无质的文风。

《辨骚》篇中提到“骚”与经典的“四异”，主要是第29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1月- 8 -因为后世浮艳文风的源头为“骚”，为纠正这股文风，他不能不指出学“骚”应注意的地方，学“骚”完全必要，但在某些方面不能做得太过，要“取熔经意”，再“自铸伟辞”，这样才能取得“骚”那样杰出的成就，否则就会走上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并未列多少经典对后人的影响，“宗经”实是因反对有文无质的形式主义文风之必要。

“经”是文学根源，也是其他学术根源，文学有自己的范围，不能完全局限在经典的领域，对“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的东西，刘勰是不反对的。

在论后世文学创作时，他主要强调坚持内容的“雅”与“正”，不偏离“经”，其他方面则完全是学习《楚辞》，要抒发内心真挚的感情、语言华美等。

他要求作品“文质统一”，而这方面的代表作便是《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