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功利性

北大十一位教授联名给周其凤校长写信要求改革本科生招生政策，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的素质具有多样性，包括品德、意志、体质、情感、兴趣、志向、习惯等在内的诸多重要素质都是高考难以有效考查的，…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必然会引发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内容，而忽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倾向。长此以往，民族素质将不堪设想。”在这之后，还有一段话：“各高校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招生工作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一纸高考分数条待价而沽，盲目追逐所谓热门专业，结果不仅会在招生工作中形成恶性循环的不良竞争，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人才培养的质量乃至社会风气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们对此十分忧虑。”

我不得不说，争夺各省高考状元的其实不是各高校，就是两个高校。两校对高考状元的争夺，几乎是想尽一切办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价，你给5万，我就给6万；聪明点的，贿赂状元所在班的班主任，搞搭售，在接收状元的同时把班主任的孩子也接收了。更绝的方法是把状元隔离起来，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让竞争高校根本就找不到学生。真的是求贤若渴么？我觉得是未必。对高考状元的争夺，仅仅是为了在招生总结中变为一个可以与对方竞争的数字，仅此而已。

我记得郭建老师在08年参加招生工作后写过一个博客，里面有段话我觉得很好，我愿意原文照录：“热炒以及用这样下作手段争夺状元的风气，延续着古代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科举制度的精神。也就是说，知识等同于标准考试，成绩等同于社会等级，而等级则决定着富贵荣华。而这一切之上笼罩着的是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公平竞争之类的遮羞布。”

前几天浦江论坛，一个分论坛主题就是创新人才培养，据说论坛上嘉宾们对所谓钱学森之问纷纷抨击，认为不应该否认人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但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教育中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思维，这个思维从“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幼儿园到大学都存在。在这种思维下，知识没有任何美感，只是为了换取试卷上更好的成绩；这种思维下，无论大学怎么变换选拔方式，都会有人把它拉入应试的程序。所以，当各个大学变革招生方式的时候，中学校长们会愤怒，觉得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因为无论是高考，还是其他什么考试方式，都会成为指挥棒，所有中学的工作，必然是围着这个指挥棒在转，因为中学的校长们深知，大学入学率就是他们的政绩，是他们升官发财的途径。他们不会考虑，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思维日益成型，求知欲望最强的学生，应该给予怎样的教育。他们不仅让在狭隘的功利主义氛围内成长适应，而且让学生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让年轻的心灵在友情和利益之间挣扎。

或许我说得太夸张了。让我来引用一段钱理群的话吧，和上面那十一位呼吁招生改革的教授一样，他同样来自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他想去中学教书，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讲台上，但他发现，现在的中学“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中学教师跟钱理群先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教育面前，教师被“工具化”，教育被“实用化”，意义缺失，残酷的社会竞争让“出人头地”成为学生受教育的唯一目标，对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的灌输与被动接受，把教育可能的空间不断压缩，独立人格的培养、道德和理性常识、人文关怀、审美趣味等等被逼退出教育的视野。而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一代一代学子渐渐成为非理性却世故圆滑的人，冷漠、麻木，生命视野狭窄，内心感受不到丰富的爱，缺乏理性的坚韧，而爱和理性，正是个体的人反抗社会化和实现现实补偿的重要机制。

钱理群先生说，在中国教育的第一线，有很多像上面这位中学教师一样的优秀教师，他们对于中国教育的现实有真切的观察和思考，有改革的要求，也有教育经验，遗憾的是，教育体制和人际环境让这些教师不但没有成为教育改革的依靠对象，反而成为排斥甚至打击对象。

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功利主义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对物

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段话是托克维尔说的。也许只是反复强调了前面的内容，但至少说明了功利主义思想盛行的原因。

所以，无疑，大学能做的工作有限，但正如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说的，如果大学在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要求指挥下，在大学竞争压力下，越来越沦为行政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沦为市场经济的配角，沦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仅仅注重即时即刻的调整，而不是去重新创造，又怎么能支持我们的学生努力克服生存的压力，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创造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