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考古
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功能研究
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功能研究中国石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珍贵遗产。
随着旅游文化的兴起，中国各地的石窟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必去的旅游胜地。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中国石窟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石窟博物馆应运而生。
本文将对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功能进行研究，探讨这些博物馆在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国石窟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
一、中国石窟的特点和价值中国石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载体，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石窟以其精美的壁画、雕塑和建筑而闻名于世，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特点，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
其中著名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更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外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旅游景点。
二、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功能1. 保护功能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在保护中国石窟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石窟中的壁画、雕塑等文物易受自然环境和人为破坏的影响，博物馆为这些珍贵文物提供了安全的展示场所，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如恒温、恒湿、灯光等，有效地保护了这些文物不受外界环境的侵害。
博物馆还注重对石窟文物的修复和保养工作，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手段延长了文物的寿命，使之得以永久保存。
2. 研究功能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源和条件。
博物馆内收藏了丰富的石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资料，包括壁画、雕塑、器物、文字、图片、音像、文献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历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信息依据。
博物馆还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推动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和传播。
3. 展示功能中国石窟中的博物馆是中国石窟文化遗产的重要展示平台。
博物馆内设有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两大类，常设展览着重介绍中国石窟的历史、文化、艺术特点和价值，通过精美的陈列和清晰的介绍，向观众展示中国石窟的魅力和魄力。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宝库，也是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重要遗产。
石窟寺庙的建造始于北魏时期，兴盛于隋唐时期，至宋代达到巅峰，明清时期逐渐衰落。
这些石窟寺庙分布在中国各地，尤以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陕西延安的元山寺等最为著名。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部的龙门山上，始建于北魏晚期，历经数十年才完成。
它以石窟规模庞大、造像精细、艺术价值高而闻名于世。
龙门石窟共有234个洞窟，保存了约110,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800多尊石刻佛像。
这些洞窟中最著名的是第5窟和第20窟，其中第20窟被誉为中国壁画艺术的瑰宝。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沟内，始建于北魏时期，历时近千年才完成。
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保存了约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415尊石窟佛像。
莫高窟的壁画题材丰富多样，既有佛教故事、佛陀传记，也有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
其中，第17窟的《卢舍那大士像》是莫高窟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16公里处的云冈山上，始建于北魏时期，历时近100年才完成。
云冈石窟共有252个洞窟，保存了约51,000平方米的壁画和51,000尊石窟佛像。
云冈石窟的最大特点是佛像造型栩栩如生，表情丰富多样，被誉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作。
其中，第6窟的《普贤菩萨像》和第8窟的《文殊菩萨像》是云冈石窟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元山寺位于陕西延安市的元山上，始建于北魏时期，历经数十年才完成。
元山寺共有38个洞窟，保存了约17,000平方米的壁画和1,200多尊石窟佛像。
元山寺的壁画风格独特，描绘了佛教故事和佛陀传记，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内容。
其中，第7窟的《十六王像》是元山寺最著名的佛像之一。
这些石窟寺庙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们的建造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卓越成就。
这些石窟寺庙的壁画和石刻佛像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龟兹石窟考古现状及展望
龟兹石窟考古现状及展望作者：苗利辉来源：《大众考古》2023年第07期古代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绿洲为核心。
其最盛时西边与疏勒接壤，东面与焉耆相邻，北托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辖境包括今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库车、拜城、新和、沙雅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轮台等市县。
龟兹佛教历史概述考古资料证明，在古代龟兹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即有人群定居。
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了距今3000多年的彩陶，纹饰主要为宽带状纹、正三角纹和水波纹（折线纹）。
龟兹地区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汉代，此时库车绿洲上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小麦、水稻和粟黍是主要农作物，家畜主要有马和牛等。
纺织业比较发达，丘慈锦享誉西域。
龟兹北部山中储藏有铜、铁和煤等矿产，生产的铁器在西域地区十分畅销。
阿克苏地区发现了许多冶铜和炼铁遗址。
龟兹位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节点，商业很发达，龟兹五铢是西域的重要货币，汉五铢也在使用。
这一时期，龟兹白族长期执掌政权，虽然经历了焉耆龙氏的短期侵入，以及吕光和万度归的西征，但政治和社会总体情况是稳定的。
誕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外传播。
公元1世纪，由于贵霜王朝国王迦腻色迦的大力推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
约在2世纪时，佛教传入龟兹。
由于龟兹经济的繁荣和龟兹王族的倡导，三、四世纪之交，龟兹佛教逐渐进入繁盛期。
一方面，僧侣众多，大师云集，律法严谨，建寺造像风行。
《出三藏记集》称：“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拘夷国寺甚多。
修饰至丽。
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
另一方面，葱岭东西王侯妇女都来到龟兹修行听法，龟兹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
与此同时，许多龟兹佛教徒前往中原，传播佛法，参与译经。
《出三藏记集》载：“咸和三年（328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
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
受者常侍。
”这一时期的龟兹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大乘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
658年，唐王朝将在西州（今吐鲁番）设立的安西都护府转移到龟兹，随后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特有的佛教艺术形式，由石窟和寺庙组成，以雕刻的佛像为主要特色。
石窟寺分布在全国各地，最著名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
这些石窟寺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世界古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石窟寺的建筑形式通常是将山腹挖掘成洞窟，然后在洞窟内雕刻佛像和佛教壁画。
这种形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北方的石窟传统，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
北魏石窟以佛像为主要内容，形象丰满，线条流畅，富有动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窟寺的艺术风格逐渐演变，从简约的线条到丰富的细节描绘，从浅浮雕到深浮雕，从单一的佛教壁画到世俗和佛教主题的结合等。
石窟寺的建设是佛教繁荣时期的产物，它们是佛教信仰的象征，也是佛教文化的载体。
通过石窟寺的建设和使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加强，佛教教义也通过壁画和雕刻的方式得以普及。
石窟寺壁画通常以佛教故事、佛教先知、佛教仪式和佛经内容为主题。
这些壁画的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展示了佛教教义的内涵和美学价值。
中国石窟寺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佛像和壁画上。
佛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它们具有雄伟、庄严、慈悲和宁静的特点。
佛像的风格因时期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具有神秘和超凡的美感。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色彩、线条和构图表现佛教教义和哲学思想。
壁画的色彩从鲜艳到柔和，线条从简约到精细，构图从简单到复杂，呈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多样性。
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学家通过对石窟寺的勘察和发掘，不仅可以了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还可以解读佛教教义和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
此外，考古研究还为保护和修复石窟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以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保持原貌和价值。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通过对石窟寺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
例如，在敦煌莫高窟的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佛教经文和文献，这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历史和哲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炳灵寺石窟北魏洞窟调查与研究
炳灵寺石窟北魏洞窟调查与研究炳灵寺石窟北魏洞窟调查与研究炳灵寺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灵寺镇境内，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北魏时期石窟艺术遗产。
石窟集中分布在炳灵寺东北山脚下一处绝崖陡壁之上，总共有11个洞窟，其中最具规模的是第2洞窟，也是研究者们关注和调查的重点。
研究者们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旨在揭示北魏时期佛教艺术的特点、风格与技法，并深入探究这些洞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石窟的建造始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1 - 499年），至北魏孝文帝年间（公元471 - 499年）完成。
彼时，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了朝廷的保护和支持，寺庙和石窟艺术的建设进入了黄金时期。
炳灵寺石窟恰好是这一时期佛教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
第2洞窟是炳灵寺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洞窟。
这座洞窟的主体部分是一座方形佛龛，佛龛正中是一尊巨型石刻弥勒菩萨像。
弥勒菩萨坐于莲花座上，身披袈裟，面容庄严，双手合十，表情庄重肃穆。
这一佛像技艺高超，栩栩如生，展现了北魏时期卓越的石刻技术和艺术风格。
除了弥勒菩萨像，第2洞窟还布置了一系列佛教故事和神话题材的浮雕，如《佛祖庄严会》、《牛首陀罗尼经图》等。
这些浮雕以精湛的工艺和细腻的表达力描绘佛教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展示了北魏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
除了第2洞窟，研究者们还对炳灵寺其他洞窟进行了详细调查。
他们发现，炳灵寺石窟的洞窟以浮雕为主要艺术形式，而像壁画这样的艺术形式并不多见。
这与其他北魏时期的石窟群有所不同，显示了炳灵寺石窟的独特性。
通过对这些洞窟的测绘和比较，研究者们发现炳灵寺石窟的洞窟布局有着明显的序列和整体性，每个洞窟的位置、大小、形制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布置。
这种布局的合理性反映了北魏时期佛教寺庙和石窟建设的规模和级别。
此外，研究者们还探讨了炳灵寺石窟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他们认为，炳灵寺石窟的建造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佛教政策密不可分。
孝文帝倡导佛教，对佛教弘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大力兴建寺庙和石窟，炳灵寺石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中原地区的古代石窟寺
中原地区的古代石窟寺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
其中，古代石窟寺是中原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宗教信仰。
这些石窟寺不仅是艺术的殿堂，更是历史的见证，让人们能够窥见古代社会的风貌和精神面貌。
一、洛阳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历经隋、唐、宋等朝代的兴建，形成了规模宏大、艺术精湛的石窟群。
其中以第九窟的卢舍那大佛最为著名，高达17.14米，是中国最大的古代石窟造像之一。
龙门石窟的壁画、石刻等艺术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作才华。
二、郑州嵩山少林寺嵩山少林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武术圣地。
少林寺建于北魏时期，历经千年沧桑，成为了中国佛教、武术文化的重要象征。
寺内珍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和佛教艺术品，如释迦牟尼坐像、达摩祖师塑像等，展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精湛技艺。
此外，少林寺还传承着独特的少林武术，吸引着无数武术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朝拜和学习。
三、洛阳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历经隋、唐、宋等朝代的兴建，形成了规模宏大、艺术精湛的石窟群。
其中以第九窟的卢舍那大佛最为著名，高达17.14米，是中国最大的古代石窟造像之一。
龙门石窟的壁画、石刻等艺术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作才华。
四、洛阳白马寺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之一。
白马寺建于东汉时期，历经多次兴建和修缮，成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圣地。
寺内珍藏着大量的佛教文物和艺术珍品，如释迦牟尼三尊像、文殊菩萨像等，展现了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独特魅力。
白马寺还是中国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吸引着众多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和参观。
五、开封云岗石窟云岗石窟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境内，是中国著名的石窟艺术景区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
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古研究对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将对中国石窟寺的考古概要进行介绍。
中国石窟寺，又称石窟庙，是由山体中开凿而成的石窟，内部供奉佛教造像和壁画。
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发展于隋唐时期，盛行于北宋至元代。
中国石窟寺主要分布在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等地，以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最为著名。
中国石窟寺的建造主要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中。
随着佛教信仰的兴起，人们开始在山体中开凿石窟，用于供奉佛像和修行。
这些石窟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石窟寺的建造和装饰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风格的变化。
早期的石窟寺以北魏风格为主，佛像造型简单朴素，壁画内容以佛经故事为主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代的石窟寺开始兴起，其风格更加华丽壮观，佛像造型更加细致，壁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教故事、历史事件、民间故事等。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佛像和壁画的保护、修复和研究上。
由于长期的风化和人为破坏，石窟寺的佛像和壁画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考古学家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加强石窟寺的环境保护、修复受损的壁画、制定合理的参观管理措施等。
在石窟寺的考古研究中，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物。
这些文物包括佛像、经卷、铭文等，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宗教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同时，石窟寺中的壁画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途径，揭示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通过对石窟寺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在保护和修复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保护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延续。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石窟寺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国家文物局•【公布日期】2021.07.16•【文号】文物保函〔2021〕748号•【施行日期】2021.07.16•【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文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的通知文物保函〔2021〕748号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化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价值挖掘，推进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工作，我局制定了《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现予印发。
请你局（厅）按照指南要求，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做好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相关工作。
附件：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国家文物局2021年7月16日附件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一、适用范围本指南用于指导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
二、名词解释（一）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考古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分析、研究与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科学，包括应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外建筑遗迹和相关寺院遗迹进行野外调查、发掘、测绘、记录，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的石窟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
中国石窟寺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石窟寺考古报告石窟寺考古报告是全面、科学、系统反映石窟寺考古工作成果、按照一定体例编写、公开发表的田野考古报告，包括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报告，是石窟寺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的基础文本。
（三）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是为保证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全面性、规范性及其学术质量，对报告编写的篇章组织、内容及深度等提出的一般规定。
三、编写的基本要求（一）科学性应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针对石窟寺、摩崖造像及相关遗迹、遗物特点，准确记录石窟寺考古工作成果。
炳灵寺石窟唐代窟龛造像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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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窟龛造像的色彩运用
色彩丰富
唐代窟龛造像使用的色彩种类繁多，包括红、黄、绿、蓝等颜色 ，使得造像更加鲜艳夺目。
色彩搭配得当
在色彩搭配上，唐代窟龛造像注重对比与调和的关系，通过合理的 色彩搭配，使得造像更加和谐统一。
色彩表现力强
唐代窟龛造像通过运用不同的色彩表现手法，如渐变、叠加等，使 得造像更加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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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窟龛造像的艺术风格
唐代窟龛造像的造型特点
写实性强
唐代窟龛造像注重对人物、动物 等形象的写实表现，形态逼真， 细节入微。
姿态多样
唐代窟龛造像中的人物姿态多样 ，既有静态的坐、立等姿势，也 有动态的行走、舞蹈等姿势，呈 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
表情生动
唐代窟龛造像中的人物表情生动 ，通过雕刻精细的面部特征和背景
炳灵寺石窟所在的甘肃省永靖县是丝 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唐代时期佛教 文化繁荣，石窟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
推断依据
根据造像风格、服饰、发型等特点， 结合历史文献和碑刻资料，考古学家 推断出炳灵寺石窟唐代窟龛造像主要 集中在唐初至唐中晚期这一时间段。
唐代窟龛造像的艺术影响
艺术风格
炳灵寺石窟唐代窟龛造像的艺术风格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 如造型丰满、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等，展现了唐代艺术的独 特魅力。
保护效果
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炳灵寺石窟唐代窟龛造像的整体保存状况良好，部分造 像的表面出现了轻微风化和剥落现象，但整体结构保持稳定。
唐代窟龛造像的修复技术
传统修复技术
炳灵寺石窟管理机构采用传统的修复技术，如使用天然材料如石膏、粘土等进行 填补和加固，同时对表面进行清洗和加固处理。
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
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麦积山石窟位于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境内，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其中的第4窟是该石窟群的著名景点之一，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对麦积山石窟第4窟进行详细的研究。
麦积山石窟第4窟是一座石窟建筑，始建于北魏晚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该石窟为岩洞式建筑，窟内布置有佛像、浮雕、壁画等艺术作品，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石窟的建筑结构精巧，体现了古代建筑师的巧思和智慧。
石窟中的佛像雕塑栩栩如生，他们的面部表情、手势和服饰都精细地刻画出来，给人一种宁静和庄严的感觉。
壁画是石窟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它们描绘了佛教故事和精神内涵，代表了古代艺术家对佛教的理解和追求。
石窟第4窟的壁画主题以佛教故事为主，通过画面的形象表现和场景的构图手法，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佛教教义和精神内涵。
壁画描绘了佛教故事中的佛陀、菩萨、罗汉、仙女等形象，以及他们的修行和教诲。
整个画面充满了宗教情感和精神力量，让人产生敬畏之情。
此外，壁画中的装饰图案和纹饰也具有浓厚的佛教特色，为画面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庄重。
石窟第4窟的佛像雕塑也是该石窟的亮点之一。
佛像的造型优美华丽，富有雕塑艺术的精髓。
它们的面部表情庄重肃穆，体态优雅端庄，给人一种超然脱俗的感觉。
佛像的服饰和饰品也非常精致，细节刻画入微。
佛像的手势和姿态给人以深深的艺术享受，使人产生对佛教信仰的敬畏之情。
通过对麦积山石窟第4窟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的艺术和宗教文化。
石窟作为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了古代佛教信仰的精神内涵，也是古代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智慧的结晶。
通过研究石窟第4窟的壁画和佛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佛教的教义和信仰，感受到佛教精神的魅力和力量。
然而，麦积山石窟第4窟也面临着一些保护和修复的问题。
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部分壁画和佛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应加强对石窟的保护工作，同时加强对游客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和素质。
中国考古发现十大遗址
中国考古发现十大遗址
1.西周王陵：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王陵之一，出土大量青铜器和象牙制品。
2.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是商代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甲骨文等文物。
3.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兵马俑等。
4.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有数千个洞窟，保存了大量佛像和壁画。
5. 长城：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之一，是一道长达万里的防御工事，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
6.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是中国最著名的石刻艺术遗址之一，有数千尊佛像和精美的浮雕。
7.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窟艺术宝库之一，保存了大量佛像和壁画。
8.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代石窟之一，保存了大量佛像和壁画。
9. 楚王城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是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等文物。
10.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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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寺研究读书报告
中国石窟寺研究读书报告石窟寺研究》共收论文23篇，是作者自1951年迄1996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的论文。
据作者“前言”中所述，这23篇论文，除第一篇是概括性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外，其它22篇依论文的内容，可分六组。
第一组两篇：《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1982年撰文，1990年发表。
以下凡列两个年代的均同此例，只列一个年代的则是发表年代）和《凉州石窟与“凉州模式”》（1986年），探讨我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问题。
第二组五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1982年）、《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1987、1991年）、《恒安镇与恒安石窟》（1987、1994年），都是研究大同云冈石窟的论文。
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历史、编年分期，以及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发展上的地位，都作了缜密的研究。
第三组两篇：《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1990年）、《南朝龛像遗迹初探》（1989年）。
研讨了云冈以后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等北魏石窟，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剡溪宝相寺龛像诸问题，特别是南朝石窟对北朝石窟影响的问题。
第四组九篇：《〈莫高窟记〉跋》（1955、1982年）、《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记》（1956年）、《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1978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1982年）、《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1981、1988年）、《建平公于义续考》（1986年）、《〈武州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1990年）、《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1989年）、《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1989年），主要研讨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问题。
敦煌早期洞窟研究不只是编年的事，而且涉及佛教东传中的若干问题；敦煌晚期密教窟的研究，也涉及了密教传播的问题。
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综述
2015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5第26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6No．2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综述董文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摘要：近五十年来，北石窟寺在考古调查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纵观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发端期，这一阶段主要为北石窟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展开的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为发展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成就是《庆阳北石窟寺》的出版；九十年代至今为繁荣期，这一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六个方面。
关键词：五十年；北石窟寺；考古研究中图分类号：K87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5）02-0001-05收稿日期：2014－07－30作者简介：董文强（1981—），男，甘肃陇西人，助教，考古学硕士，主要从事美术考古研究。
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对石窟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有计划、较全面的石窟调查首先在西北地区开展，尤其是甘肃的石窟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近五十年来，陇东地区的北石窟寺在考古调查和研究方面有了显著的进展。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二十五公里蒲、茹两河交汇处的覆钟山下，是陇东地区最大的一处古代佛教石窟群，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创建，开凿年代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宋代。
该寺现存有编号的大小窟龛共计308个，石雕及彩塑造像2126身，壁画彩绘90平方米，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2方，清代建筑遗迹三处。
北石窟是陇东地区石雕艺术的精华，洞窟形制多样，造像题材精美丰富，特色鲜明，保存完整，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五十多年来，北石窟寺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纵观北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端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期，时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摩崖造像断代的几种方法
文/符永利 赵双全 图/巴蜀石窟寺研究所摩崖造像是古人宗教信仰、雕刻技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型。
研究摩崖造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年代问题。
摩崖造像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判断造像年代的方法较为固定。
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判断摩崖造像的年代主要有三种方法—题记、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
题记断代能具体到年号，而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只能得出相对年代。
14C 测年手段虽早已应用到考古研究中，但在摩崖造像断代方面仍旧显得过于宏阔，操作困难。
题记断代刻写在造像旁侧的题记是造像年代最有说服力的判断依据。
这些文字从内容上可以分为造像题记、装彩题记、供养题记、游览题记及其他类题记，这些题记有时交织在一起，既是造像记，又是供养记。
其中对造像的年代判断最为有效的属于造像题记，如四川绵阳魏城圣水寺第7龛右侧龛壁刻一题记：“敬造水月观音菩萨一身/并及须菩提弟子王宗建/敬造中和五年二月廿三日/设斋表庆了”，这则造像题记显摩崖造像断代的几种方法广元千佛崖第366窟菩提瑞像示题材为水月观音，建造人为王宗建，时间为中和五年（885年）。
这种内容完整的造像题记在摩崖造像调查中比较少见，大多数题记或无法识读或只能识读部分文字，因此在利用题记进行断代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一是需要注意题材的比对，题记中如果存在题材、数量的描述，要与现存造像进行对照，如果比对不上，则要考虑造像是否经过后人改刻；二是需要注意题记完整性，如果题记中只能识读出年号，则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造像的年代，但这种年号可以给我们在判断造像年代时提供参考；三是需要注意题记的位置，造像题记有时并非刻写在龛内，可能存在由功德主将所造龛像的诸多信息汇集于一块碑上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仔细辨别，将造像时间与所对应的龛像真正联系起来。
题记当中除了年号能直接提供造像年代外，行政区划、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信息也能给我们提供断代信息，需要结合历史文献进行相应的考证工作，如罗世平先生对广元千佛崖第366窟菩提瑞像窟的年代考证。
【魏晋南北朝考古】第4章 魏晋南北朝考古·石窟寺
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他们的车乘由龙、凤牵挽，
五 、 东 西 魏 时 期
狩猎图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四周的下沿画出连
绵的山岭，其中有禅僧隐居修行，野生动物
不时出没，更有一些饶有兴味的生活场景，
西两侧上部雕刻
三角形帐幔和坐
佛列龛，中部开
四层佛龛，下部
古阳洞南壁佛
龛群洛阳龙门
西山中部的古
阳洞是龙门最
三
早凿
、
建的石窟。此
北
处原也是一个
魏
天然溶洞，高
后
11.1、宽6.9、
期
深13.5米。自
北魏迁都洛阳，
众多王侯、官
宦、士族和僧
人在这里分层
分组先後施作
三 、 北 魏 后 期
六狮洞佛座左侧狮子古阳洞外北侧上方的 一个小窟，窟内主像为三世佛，佛像座下 各有一对浅浮雕的狮子，均高约41厘米， 形态各异。这是正壁佛座左侧的狮子，昂
宾阳中洞正
壁洛阳龙门
石窟西山北
三
部的宾阳洞， 继古阳洞之
、
後开凿，始
北
於北魏景明
魏
元年
后
（500），
期
至正光四年
（523）建
成了宾阳中
洞。窟内正
壁主尊释迦
佛坐像高
立佛三尊像
洛阳龙门石
窟宾阳中洞
三
南北两壁各
、
有一铺立佛.
北
均为一佛二
魏
菩萨组合的
后
三尊像，与
期
正壁的五尊 像（一坐佛
二弟子二菩
萨）合为洞
艺术水准有惊人表现。此窟以维摩诘经变作为造像
麦积山第
[精华版]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
![[精华版]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https://img.taocdn.com/s3/m/2944bb0f11a6f524ccbff121dd36a32d7375c797.png)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宿白第16页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
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
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1907）。
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3）；英国人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经卷、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等，以上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
40年代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注意到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并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
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的石窟可分为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殿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七、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石窟寺考古的多重意义
石窟寺考古的多重意义对不同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影响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三，石窟寺考古涉及人类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是考古学家探讨“由物及人”问题的重要资料。
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艺术表现基本都来自佛教经典，具有历史文献、文学与传统、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等背景内涵，它们是精神与物质、风格与技艺、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石窟寺考古正是揭示其中奥秘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第四，石窟寺考古能够告诉人们，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流布乃至最后实现中国化的时、空、结构、形态、内涵的演化过程与规律，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融摄性和创造性，能够生动说明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塑造出中国古代某类核心文化的整个过程及其艺术表达形式。
第五，石窟寺考古对认识同一种佛教经典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呈现或对认识佛教艺术的时代性、地区性、族群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长达近2000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佛造像、佛传故事绘画、经变画、供养人像、题记以及建筑布局与形态等在中国国土上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传承发展，其间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王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不同诉求，不同宗教流派与僧团，不同地理背景等方面的制约与影响，从而展现出一幅幅鲜活的历史长卷，把宗教与人性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六，中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是世界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全球性的文明史与艺术史价值，石窟寺考古作为探索这一价值系统并开展全球性跨文化对话的基础性学科，当然承担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任，也能够为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艺术事业等发挥重要学术作用。
总之，中国石窟寺考古意义多向，任重道远。
相信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其人才薄弱、经费不足、田野基础工作较欠缺、保护利用任务繁重、成果出版及阐释滞后、国际合作有待推进等问题都会逐步得以解决。
佛教考古是一门世界性学术，其中尤以石窟寺考古更为著名。
谁葬在龙门石窟河南洛阳千佛洞古墓考古解密
谁葬在龙门石窟河南洛阳千佛洞古墓考古解密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南部的龙门山上。
这里保存着大量的佛教造像和壁画，是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的杰作之一。
而在龙门石窟的附近，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千佛洞古墓。
千佛洞古墓是龙门石窟的一个分支，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
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千佛洞古墓中葬着的人物身份进行猜测和解密。
千佛洞古墓位于龙门石窟的东南侧，距离主石窟约500米。
这个古墓群由多个洞窟组成，其中最大的洞窟有两个，分别被称为“大洞”和“小洞”。
这两个洞窟的内部都有佛像和壁画，但是与主石窟相比规模较小。
然而，正是这个古墓群中的一座小洞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这座小洞窟被称为“千佛洞”，因为洞窟内壁上刻有大量的佛像，据说有上千尊之多。
这些佛像的风格和造型与龙门石窟的佛像非常相似，都具有浓厚的北魏风格。
考古学家通过对佛像和壁画的研究，发现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北魏晚期至北齐时期，也就是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
然而，千佛洞古墓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是这些佛像和壁画，而是洞窟内的一座石棺。
这座石棺是由一块整块的石头雕刻而成，非常精美。
石棺的盖子上刻有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个身穿华丽服饰的人物，手持宝剑，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
这个人物的身份成为了考古学家们研究的焦点。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推测，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个人物很可能是北魏时期的一位贵族或官员。
首先，这个人物的服饰非常华丽，与北魏时期贵族的装束相符。
其次，他手持宝剑，可能是象征着他的身份和地位。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物被葬在千佛洞古墓中，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许多贵族和官员都信仰佛教。
因此，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信仰佛教的贵族或官员。
然而，考古学家们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人物的身份。
由于千佛洞古墓的墓志铭已经失传，墓中的其他文物也没有提供太多的线索。
因此，这个人物的身份仍然是一个谜团。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1. 前言
1.1 报告编写目的
1.2 报告编写依据
2. 考古工作概况
2.1 考古工作范围及时间
2.2 参与单位及人员
2.3 工作流程及方法
3. 石窟寺概况
3.1 地理位置及环境
3.2 历史沿革
3.3 现状及保护情况
4. 考古发现
4.1 建筑遗存
4.1.1 石窟
4.1.2 佛像
4.1.3 其他建筑遗迹
4.2 出土文物
4.2.1 陶瓷器
4.2.2 金属器
4.2.3 其他类别
5. 分析与研究
5.1 建筑年代与特征
5.2 佛教艺术风格
5.3 生活方式与文化交流
6. 保护与利用建议
6.1 现状评估
6.2 保护措施建议
6.3 合理利用建议
7. 结语
8. 附录
8.1 插图
8.2 表格
8.3 参考文献
以上是一个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型编写体例。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调整章节顺序和内容。
报告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并提出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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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寺考古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
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
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洛阳龙门石窟（1907）。
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的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2)，英国的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记录响堂山石窟，是较重要的两项。
40年代不少学者和美术机构注意了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
自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的石窟可分7类：①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②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③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④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⑤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⑥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⑦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
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3大地区。
新疆地区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3区：①古龟兹区。
在今库车、拜城一带。
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朵哈石窟、库木吐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
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
其他3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迟到11世纪。
②古焉耆区。
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一带。
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
③古高昌区。
在今吐鲁番附近。
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
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
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
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
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径用土坯砌建的洞窟。
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
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
6世纪出现了千佛。
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黄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
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
可细分为4区：①河西区。
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
其中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的是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
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
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
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
②甘宁黄河以东区。
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崖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
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龛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
③陕西区。
少数窟龛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
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
④晋豫及其以东区。
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沿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
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
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
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
4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4大期：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
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
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
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
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
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
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
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
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
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
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
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
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
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
出现了布袋和尚。
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
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
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西藏嘛教的“秘密堂”。
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开凿洞窟。
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
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
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
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
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
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
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西藏嘛教形象。
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西藏嘛教形象。
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主要造像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3个地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
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
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
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
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龛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巳南遍四川，西及新疆。
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
13～14世纪西藏嘛教窟龛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
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有关；自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龛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
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
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
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法国人E..沙畹调查洛阳龙门石窟（1907）。
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的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2)，英国的A.斯坦因(1907、1914)、法国人伯希和(1908)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33)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是其中最突出的几起。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
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记录响堂山石窟，是较重要的两项。
40年代不少学者和美术机构注意了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