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 ：始于一百年前的事业

宁波拥有各类服装生产企业3000余家，年产服装近15亿套，占全国服装生产总量的13%以上，是拥有服装行业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城市。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宁波的服装业，以男装为盛，雅戈尔、杉杉、罗蒙、洛兹、培罗成等中国驰名商标，均以生产男装为主。

如果顺着历史的脉络向前追溯，对于宁波当今服装业尤其是男装业的发达，或许能从100多年前的“红帮裁缝”找到根源。

深入了解“红帮”，那些生动、鲜活的人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时光长河中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鞭策着今天的宁波服装业不断变革、创新、发展。

在宁波服装博物馆和宁波继明红帮服装研究所的支持下，从这一期开始，本刊将陆续推出“红帮裁缝”系列文章，我们希望通过挖掘“红帮”历史，找到一种得以延续至今的精神。



红帮裁缝：始于一百年前的事业

本刊记者 苏旭



34岁的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陈尚斌以前并没有想到，而今他会成为正宗“红帮裁缝”的第七代传人。

10月7日，和陈尚斌一起从“红帮裁缝”第六代传人江继明手中接班的，还有陈尚斌30岁的二师弟戚柏军和31岁的三师妹卓开霞。74岁的江继明老人看着三张年轻的面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没有辜负师傅临终时候的嘱托，红帮事业而今有了继承人。

“红帮裁缝”究竟所指为何？其在中国服装史上的地位怎样？为何发端于宁波？



从海滩开始

故事，得从19世纪初的一场海难讲起。

那一天，宁波鄞南平原上的茅山镇孙张漕村人张尚义，照例随船出海。

张尚义由于家中贫困，早年学了裁缝手艺，但由于整个村子都极度贫穷，因此有了手艺仍无法糊口，只好到渔船上帮渔民做饭。

海上生涯自是凶险无常。这一日，忽然狂风大作，渔船倾翻。张尚义抱着一块木板，随波漂浮，居然漂到了日本横滨。

独在寂寞异乡，多亏张尚义早年学过裁缝手艺，他得以靠帮人缝补衣物为生。

由于横滨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港口，港区内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客商，有些客商的衣服破了，也会交给张尚义缝补。

那些欧洲的商人们穿着的就是西装。比起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西装显然更简洁、方便，对人体形的修饰作用更好。

或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张尚义认识到，随着洋人的大量进入，美观、方便的西装一定会大大流行，而在横滨，能做西装的裁缝店屈指可数。

何不开家西装店呢？张尚义憧憬着。

当然，开店，首先要学会西装的裁剪之道。张尚义趁着帮洋人缝补的机会，悄悄把西装

拆开，并将各个部位画在纸上，做成了裁剪西装的样板。靠着这些简陋的样板，张尚义反复琢磨、试制，终于做成了第一套西装。张尚义的西装店，也兴办起来了。

张尚义的预感果然没错，西装渐渐开始流行，许多横滨当地人在洋人的影响下，也爱上了西装。张尚义本来就有一手好活计，做的西装精细、精致，深得顾客喜爱，久而久之，他的西装店竟在横滨做出了名气，生意越来越红火。

赚了些钱的张尚义感到西装事业大有前景，他想起以前在家乡，为了糊口，许多乡亲们都学过缝纫手艺，干脆，回趟老家，带帮朋友出来，把西装店做得更大！

就这样，张尚义回到了家乡。乡亲们看到活着回来的张尚义都很兴奋，尤其看到他一身鲜亮打扮，更是羡慕不已。张尚义向乡亲们讲述了他在日本的经历，邀请大家一同前往横滨。

张尚义的经历极大地鼓舞了村民，在他再次去往横滨时，他带走了儿子，还带走了许多亲朋好友。

正是这批人，成为“红帮裁缝”的发端。

张尚义重渡日本后，悉心传授西装制作工艺，扩大店面，创立了“同义昌”和“公兴昌”西服店，员工达百人。

与此同时，张尚义扩展西装店的业务，不但制作成衣，还兼售面料，生意越做越大，从奉化江两岸前往日本的人越来越多。到20世纪初，孙张漕村大部分人家都有人在日本靠制作西装为生了。

许多人在日本做西装发家后，回到了中国，在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地，设立西装店，为洋人，也为追求革新的同胞缝制西装。

而宁波当代服装业的根，也就在这里扎了下来。



“红帮裁缝”由来

“红帮裁缝”的名字由何而来呢？对此，许多历史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红帮裁缝’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19世纪初，宁波地区奉化江两岸的一些裁缝，先后在日本横滨、东京和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地开始缝制西服。他们最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在此前很少见到西方人的中国民众心目中，这些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白皮肤、红头发，根据这些特征，中国老百姓便以‘红毛’称之。而宁波西服裁缝又是主要为这些‘红毛’做衣服的，所以人们便以‘红帮’称之了。”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著名“红帮”文化研究学者陈万丰解释。

不过，还有学者认为，“红帮裁缝”是由“奉帮裁缝”讹传衍化而来的。但是，不管是怎样的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来自宁波的裁缝，主要的业务就是缝制由西洋传来的西装。

为什么“红帮裁缝”会发轫于

宁波，而不是其他地区呢？

有一个数字是这样的，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宁波鄞县人口为305999人，到了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人口就达到了607749人，翻了近一倍。人口大量聚集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乾隆《鄞县志》）。

导致人口聚集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北方屡屡社会动乱，北人南迁。在人地关系日渐紧张的情况下，宁波人不得不开展多种经营，发展手工业、商业，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外迁。

另一方面，跟中原地区不同，宁波由于地处东海之滨，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小，儒家重农抑商的观念不深，反而重商惠商（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范蠡），因而能出现在中国经济史上富有盛名的“宁波帮”。显然，“红帮裁缝”的兴盛也与此紧密相关。

随着大量宁波本帮裁缝的外迁，再加上西风东渐，“红帮裁缝”从日本到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的代名词。可以说，他们改变了过去中国人长袍马褂的着装传统，开创了中国近代服装变革的先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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